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十三)(1/2)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733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在一篇现代西方研究失业救济的文献(brehm,c.t.and_t.r.saving,_demand_for_general_assistance__economic_review_vol.lix,pp.1002――1018.)中,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且这篇文献明明表明低工资是引起申请救济的原因,但却不敢明确表达这一结论。……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734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看来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也不是收入高的富人。(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73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1.56法郎468法郎
母亲0.89法郎267法郎
儿子0.56法郎168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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