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三）（1/2）

“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791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法制又如何？法律代表的只是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公理正义。公理和正义只有在依附于利益时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今天的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农民也是中国城市下层市民的经济堡垒。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792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1500英亩……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794“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