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4章 学术研究的痛苦（2/2）

之后，唐赫得老老实实选择了手写中文版，在电脑上敲英文版。

在编写附录中的参考资料时，他有意无意地加了不少张五常老朋友的名字：比如弗里德曼，比如科斯，都是与张五常同属芝加哥经济学派，且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一代大家。

唐赫得加上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投其所好。其实他的硕士论文原本是专注于金融市场的效率研究，真正引用到的制度经济学著作只有一本：杨小凯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正是在写下杨小凯这个名字的时候，唐赫得第一次意识到，他所引用的很多资料在这个年代还没有出现。

私心里，唐赫得认为杨小凯称得上当代最伟大的华人经济学家，不止因为他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不止因为他独力完成了创建一个崭新经济学派的壮举，更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真正关注现实的学者，是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最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就像人们在他追悼会上的一句致辞所说：

“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正当唐赫得热衷于研究制度经济学，被杨小凯那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里大量的数学折腾到吐血时，却骤然听到他因为肺癌去世的消息，年仅56岁。

在网络上追悼他的纪念专题里，在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这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的悼词中，唐赫得大概了解了杨小凯的生平。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张五常在悼词中曾这样说：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年仅20岁的杨小凯因为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为康生所不满而入狱，整整耽误了十年。而等他真正系统性地接触经济学，已经是十五年以后，他受到经济学家邹至庄的赏识，才有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他不是天才，还有谁是天才？唐赫得心道。很自然地，何超琼又被他拜托了一件事：回美国之后，去普林斯顿打听一下。不同于面对张五常这个名字时满脑子的功利，这一次，他是真心想结识杨小凯这个人。

他自问没有办法改变杨小凯英年早逝的命运，因为据说他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完全是在主动地透支自己的生命。但是，也许他可以将自己从杨小凯那里学到的东西回馈给他，帮他节省一点时间？......

独自关在房间里，唐赫得桌上的白纸依旧空无一字，面前的电脑屏幕也是一片空旷，只是满脑子信马由缰，呆呆望着墙上时钟一格格地挪着脚步，机械地等待到点好去契妈家吃年夜饭。直到墙角的一块地板被人掀起，他才猛地被惊醒。

看清来人之前，条件反射地，他心中已经充满惊喜――除了他自己，知道这条从车库到卧室的秘密通道且有能力爬上来的，只有一个况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