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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 )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事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o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16o)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16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16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作。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o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1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1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1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汉书·元帝纪》。
1《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禁书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禁书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2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6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6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6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6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6贾所论引申经义1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1《史记·6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1。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1《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2。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1《后汉书·儒林传》。
2《后汉书·儒林传》。
3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1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2。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o1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1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2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o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11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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