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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8。
5《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8。
《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0。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3、3、40、08、85、87。
3《蒙鞑备录》“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此处“回鹘”当兼指高昌由于诸部已经统一，交通大道上设置了驿站，成吉思汗还颁布法令（札撒）保护和优待商人，发给他们凭照，因此商旅往来更安全方便，而且蒙古人对锦缎、布帛等商品的需求增加，买价甚高。利之所在，商人来者益多。许多回回商人充当了蒙古贵族的“斡脱”，从大汗到诸王、公主、大臣都把银两交给他们做本钱经商或放债，而收取利息。2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出属下二三人，组成了一支450人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国贸易，他们全都是回回人（木速蛮）。随着蒙古对东西方各国的征服，中国和中、西亚伊斯兰世界同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元朝皇帝是全蒙古的大汗，统治中、西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如同一家，有驿道相通，商旅往来方便且不受限制，于是东来的回回商人为数更多。其中很多人乐于中国的风土、物产，又享有元廷对他们的种种优待政策，遂留居不返。
元朝回回人中，有小部分是唐、宋时代寓居中国的波斯、大食（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多数是商人，聚居于沿海通商口岸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伊斯兰教寺院，可见其人数不少。2南宋末年投降元朝的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就是寓居广、泉已历数世的大食富商的代表人物。入元以后，他们仍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且续来者甚多。他们主要居住于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元代从西域入居中原和江南各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中，还有很多哈剌鲁人和阿儿浑人，他们通常以本部族名称见于记载，不称回回人。哈剌鲁即唐代突厥诸族之一葛逻禄部，八世纪后期从金山迁居天山西部，后来成为哈剌汗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改宗伊斯兰教。2年，伊犁河哈剌鲁部落归附蒙古；在蒙古占领原西辽境土时，其他哈剌鲁军队和部队也相继降附。哈剌鲁人被征发从蒙古军西征及灭夏、灭金、灭宋，由此大批入居内地，在元代政治、军事和文化上都有重要地位。阿儿浑（又译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等）是塔拉斯至八剌沙衮一带操突厥语的部族，蒙古占领其地后，征发此部人组成阿儿浑军从征花剌子模，后随蒙古军东来，太宗时与撒麻耳干等处所掳工匠并徙居荨麻林和丰州以东诸地，其后一部分人又因出征或仕宦而移居中原、江南各地2。哈剌鲁人与阿儿浑人在回鹘及中亚信奉伊斯兰教人，如扎八者火者。《元朝秘史》（82）还记载了经商于蒙古各部的回回人阿三。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9；《史集》第卷第二册，页259。
2关于唐宋时代波斯、大食人寓居中国的情况，参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二，陈裕青汉译本。兴建于宋代的伊斯兰教寺有广州之怀圣寺（参见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碑记》，《中华学术论文集》，98年），泉州之圣友寺、清净寺等（参见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98年第3期），扬州之礼拜寺（见《嘉靖维扬志》）。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自昌八剌（今新疆昌吉）“西去无僧，回纪但礼西方耳”。即信奉伊斯兰教。又载，当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首领即是木速蛮。
2《元史》卷一二二《哈撒纳传》，卷一四二《撤里帖木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英译本页8—83；元代虽不归入回回人户一类（阿儿浑人与回回通婚者很多。大约到元末也被认为属回回类），但同为伊斯兰教徒，当也是形成中国回回民族的一部分来源，故附带提及。从上述可知，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元朝政府的户籍和其他官方文书上都被归为回回人一类，标志着中国的回回民族开始形成。
元代回回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在经济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地位。
蒙古统治者为抑制汉人、南人，重用色目，许多回回上层人物成为蒙古国和元朝的高官显宦。著名者如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从窝阔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时代（除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外）一直担任统辖中原汉地的断事官；大商人奥都剌合蛮以扑买中原课税，被窝阔台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世祖时的赛典赤父子、阿合马，武宗至仁宗时的合散（一译阿散）、泰定帝时的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权。在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为数更多。至元二年（2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回回人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罢汉人任达鲁花赤者，但回回人已任的仍旧；次年又规定，准许任用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为达鲁花赤。以镇江路为例，世祖至文宗时期的2任达鲁花赤中，有回回5人；所属录事司和各县达鲁花赤中，回回居三分之一左右。
回回商人在元朝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剌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元人说，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中统四年（2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2953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泉州大食人蒲寿庚，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家产仅珍珠就有30斛。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木速蛮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的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从中亚、波斯各地迁来的大批回回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酿酒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他们生产的“纳失失”最著名，是缝制元朝宫廷宴飨礼服“只孙服”的主要原料，专门织造纳失失的荨麻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汗在位时以回回人匠3000户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同时设置的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领有西域金绮纹工300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工匠织造纳失失。元世祖时，伊利汗阿八哈遣来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所并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页22—23。
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50斤重的巨石，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于是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签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他们指导下制造、使用回回炮。西域木速蛮工匠的迁入，促进了中西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元代手工业的发展。
元代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时期，回回人为元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术、文史音乐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仪器。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观测衍历，以札乌鲁丁为提点，集中了一批木速蛮天文学家在其中工作。由于元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木速蛮居民，回回历也成为元朝通行的历法之一。在元朝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木速蛮医生，用本国的医术和所谓“回回药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元朝中书省礼部属下设有常和署，专一管领回回乐人，回回乐也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回回人久居中国，学习汉族文化，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赡思丁、萨都剌、高克恭、丁鹤年等，他们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回回人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给予伊斯兰掌教人员答失蛮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mesjid，元代音译密昔吉，俗称回回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朝廷的保护。回回人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政府设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官），掌管回回人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至大四年（3）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天历元年（328），因回回大臣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子，与元文宗对抗，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并命各地追究倒剌沙的同党，回回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可见这只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斗争。元末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报道说，当时中国每城都有回回人的居住区，各有一主教（shaihal-ism）总管有关教民的一切事务，一“哈的”掌审判（大概回回人自相诉讼仍由哈的决断是非）；各地回回人都在自己的居住区建有礼拜寺，以为祈祷之所。据至正八年（348）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回回移民散居在中国各地，编入当地户籍，另为一类，通称回回户。元朝廷规定，除答失蛮等掌教念经者外，一般回回民户，需与其他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回回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相处，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习汉语，读儒书，并仿效汉人的姓氏字号定姓立名，自元中叶以后逐渐普遍。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世代不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后来形成为中国的回族。
第三节藏族藏族，藏文作bod，蒙文作tobed，元代沿用前朝“吐蕃”之名。元代藏族分布的地区包括朵甘思（mdo-hams，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西南部一带）；朵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藏族地区）及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dbusgtsagmgah-rissor-gsum，今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三部分。北与察合台后王封地及甘肃行省相接，南与印度、尼婆罗和云南为邻，东界陕西、四川两行省，西南与迦湿弥罗相连。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经营蒙古军最早进入藏族聚居区是在22至227年的灭夏战争期间。成吉思汗在灵州击败西夏主力后，分兵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等州。这些地区的吐蕃部落或有归蒙古者。23年拖雷率右翼军假道宋境攻金，掠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等地，兼及吐蕃东北部边缘的部落。
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统军攻南宋四川。阔端率军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治临洮）蕃部首领赵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蕃部。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23年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锋按竺迩分兵取宕昌、阶、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
239年阔端派将领道尔达进兵乌思藏热振和杰拉康两寺，不久即退出，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的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管理其地。244年道尔达再次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sa-syapaditau-dgahrgyal-mts-ha，简称萨班sa-pa，82-25）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侄八思巴（hhags-pablo-grosrgyal-mtsha，235-280）、恰那朵儿只（hyag-ardo-rje，239-27）启行，24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这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贵由即位大典，次年回到凉州，遂与萨班议定归附条款，由萨班号召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归降蒙古，这为元代中央在吐蕃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萨班的信中，先申明蒙古军威和对归顺者的优待政策，然后传达阔端的令旨，要点有（）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2）任命萨斯迦首领为达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方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金字长官，不得自由行事；（3）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名单、俗众人数与贡物定额，一式三份一进呈，一交萨斯迦、一由本地官员保管；由朝廷遣官与萨斯迦官员共收国赋。信末还开列一长串蒙古人喜爱的金、银、象牙、珠宝、兽皮、羊毛等物。会见后，萨班与二侄仍居留凉州，奉命传法。八思巴随伯父学法，恰那则习蒙古语，阔端命恰那着蒙古装，后赐之以女，受封白兰王。在萨斯迦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诸地归附蒙古。对未归附者，蒙古人继续用兵。
25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和里■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深入到今拉萨北的达木地方。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取道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这一带的许多部落。
与此同时，蒙哥还下令在乌思藏括户，并将本地区各地方指定分授给宗王。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上层人物根据这一分封分别依附蒙古王室必里公受到蒙哥的保护，搽里八受到忽必烈的保护，伯木古鲁、雅里不藏思八托庇于旭烈兀，思答笼剌则依附阿里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赐土地与人户，建立臣属关系。在吐蕃东部极具影响的噶举派喇嘛噶哩麻巴哈失，为同萨斯迦的八思巴争夺在朝廷中的宠信，展开激烈斗争。他也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军途中受到召见，但不肯留随，而北依蒙哥可汗。2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恰那管理吐蕃地方事务。27年恰那死于萨斯迦地方，元廷趁机对吐蕃统治方式作了调整，加强了朝廷的统治权。
对吐蕃的管理吐蕃地方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之后，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制度实施管理一、在朝廷设立宣政院宣政院初名总制院，即释教总制院，设立于至元元年（24），“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其长官院使（初置二人，后增至十人）或以朝廷大臣兼领之，位居第二者由帝师辟举担任。至元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元史·桑哥传》）。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同为朝廷机构，铨授官吏和处理所掌大小机务均可径奏皇帝，不必通过中书省。其用人“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吐蕃有军政大事，则设行宣政院前往办理，且与枢密院同议而行。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二、宗王分镇与帝师的统领忽必烈即位后，继续实行蒙古的分封制度，至元六年（29）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出镇吐蕃之地。奥鲁赤死后，其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孙搠思班相继承袭。至洪武三年（370）明军取河州，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以所领吐蕃诸部归降明朝。元代吐蕃地区有《萨班致蕃人书》，分见《萨斯迦全集》和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98年版。
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
在元朝廷加强集权、藩王权力相对削弱之后，吐蕃地方的军民财赋转由朝廷设置的直辖行政机构宣政院管理。镇西武靖王不能直接处理地方军政事务，而必须将意见陈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议拟处理办法，上奏皇帝，请旨决定。由于吐蕃地区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世祖竭力扶持首先归附且有巨大势力的萨斯迦派首领。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故有“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之说。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至今还保存有许多元朝皇帝圣旨和帝师法旨，足以证明。帝师法旨都是以“皇帝圣旨里”抬头，表明系奉旨行令。自世祖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置有帝师。有元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师除两三人出身不明外，其余皆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门徒（四人），至于款氏家族成员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为数也甚多。
三、地方机构在吐蕃地区，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是宣政院属下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下，设有宣抚司、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在邻近内地的蕃汉杂居区则置路府州县。
（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主要是朵思麻地方，约在至元初设置。至元六年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肃临复）、朵思麻路（设有总管府和军民万户府等）隶之。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后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安西州、洮州、岷州来属。积石州置元帅府（在今青海循化），贵德州（治今青海贵德）置达鲁花赤、知州等。礼店文州元帅府（治礼店，今甘肃礼县东北），中统初，按竺迩子赵国宝所招文州吐蕃首领勘陁孟迦入朝，赐金符，立文州吐蕃万户府，赵国宝以元帅兼万户府达鲁花赤。松潘叠宕威茂州宣抚司，阔端曾以吐蕃首领赵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及松、潘、岩、威、茂等州各部相继来降，遂合置一安抚司辖治之；至大二年（309）宣政院依镇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议，改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辖有四川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等州县，以及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和赤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元初，曾置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处安抚使、鱼通（今四川康定东）等处达鲁花赤等官，以招谕、镇抚这一带的吐蕃部落。至元二年（25）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宁北）遣军戌守，十三年以之为宁远府。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为李唐州。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领黎、雅两州属吐蕃招讨司。大德二年（298）并吐蕃、碉门安抚司、运司为一，改称“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为掌管钱谷的机构。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乌思藏各地方万户十一（其中二万户府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四，管民官二。吐蕃史籍多记元在乌思藏置十三万户（hri-sorhu-gsum）。
乌思藏宣慰司大约设置于至元二十年之前。本钦（dpo-he）是朝廷任命的管理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行政长官，多出于帝师荐举。其治所在萨斯迦。第一任本钦释迦藏卜是在八思巴为帝师时，由忽必烈皇帝敕授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使任本钦。这是元朝在吐蕃本土最早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时在至元五年。这一年元朝派官在乌思藏清查户口、土地，按万户制划分行政区域，任命各万户长，计有十三个沙鲁（zha-lu）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西藏日喀则南数十里的霞炉地方。搽里八（tshal-pa）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拉萨东郊蔡贡塘。
乌思藏（dbus-gtsag）田地里管民万户，应即萨斯迦本钦直辖的万户，《贤者喜宴》作“lha-sde-gzhug-pa”。出密（hu-mig）万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地方。
敖笼答剌万户，所在不详。
伯木古鲁（hag-mogru-pa）万户，治聂乌东城（sdhu-gdog-rtse），在今乃东县。
加麻瓦（rgya-ma-ba）万户，在今墨竹工卡县西南甲马之地。
札由瓦（bya-yul-ba）万户，在今隆子县东南加玉地方。
牙里不藏思八（gyah-bzag）万户，在今乃东县境。迷儿军（必里公bbri-gug）万户，在今墨竹工卡东北止贡地方。
拉堆绛（-stod-byag）万户，在今昂仁一带。
拉堆洛（-stod-lho）万户，在今定日一带。
绛卓（byag-hbrog）即香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
俺卜罗（yar-hbrog）即思答笼剌万户，在今羊卓雍湖一带。
十三万户初设应为实指，后成为对乌思藏地方政区分划的概称，其间有消长变化。最高长官是万户长，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属有千户长、百户长、五十夫长等。
四、置驿与籍户至元元年（24），在吐蕃设置了驿站，这一任务是由答失蛮完成的。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从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经朵甘思、错多桑珠、后藏，最后到萨斯迦寺，共置27个大驿站。其中朵思麻7个，朵甘思9个，乌思藏地区个。驿站的乌拉差役由各地人支应。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与吐蕃地方联系的《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达仓巴·班觉藏卜《汉藏史集》等。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7年版。
《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畅通。设在吐蕃地区的驿站并不归属各万户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员管理。280年左右，萨斯迦本钦公哥藏卜违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军入藏查处。平息叛乱后，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军驻守各地，一面对驿站作了一些调整，即由蒙古驻军负责乌思驿站事务，原来的站户只提供食品、用具和药品等，不再远戍应驿。为了保持驿路畅通，元朝中央屡次拨款赈济站户。
与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户，而籍户之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差役与划分行政机构。籍户有三次一在28年，一在287年，一在335年。藏史记阳土龙年（28）初，由朝廷派来金字使者阿衮与弥林二人对俗民、土地及人户进行了清查。此后二十年（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软奴旺术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从上部纳里速古鲁孙到沙鲁万户的辖地以上，是由阿衮与弥林二人清查的，从这以下到必里公万户辖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杰等清查的”。清查的结果是乌思藏四茹及纳里速古鲁孙共有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户，其中乌思地方有二万七百六十三户，纳里速及藏地方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另有不属乌思藏地方羊卓万户的十六部份，计七百五十户。当时把吐蕃的民户分为僧户和俗户两大类，籍户是不包前者的。据谓，吐蕃的每个万户各有寺院属民四千户，贵族属民六千户。另有一部分民户既不在万户之内，也不归寺院管辖。因此，当时统计出的人户比实际人口要少得多。吐蕃人户的统计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可种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个人，乘畜、耕畜与乳畜三种牲畜，山羊、绵羊计二十四头，方可称为一个霍尔堆，五十个霍尔堆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诸项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实施了对吐蕃的统治，并进而对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吐蕃经济的发展元代吐蕃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新兴的封建庄园经济，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奴隶制残余依然存在，但社会生产较前有较大的发展。
庄园，藏文叫“溪卡”（gzhis-ha），它肇始于奴隶制瓦解后各地封建势力的各自为政与互为仇雠。由于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装拥部自主、互不统属，形成无数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单元。它的消长依其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变化为转移，由于吞并或联合，逐渐形成势力更大的地方权力组织，军事与生产密切结合，自成壁垒。在生产方面，由于旧的奴隶制秩序的瓦解，《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起义的奴隶已获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经营方式，发展生产以充实经济实力，保存自己并伺机扩大势力范围。
在封建农奴主庄园发展的同时，寺院经济也发展起来。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传佛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双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封建主的统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们承认并服从新的统治者，各封建主则捐献土地庄园给高僧大德，增强了寺院的经济实力。高僧收徒传法多要接受大批财产作为报酬，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为拥有财富的僧侣贵族。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经济势力与社会阶层——寺院经济与僧侣贵族。
在蒙古军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里公、古尔摩、萨斯迦之拉德雄巴、搽里八、俺卜罗、牙藏、伯木古鲁及汤卜赤等十一个教派势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阔端、薛禅汗、阿里不哥及旭烈兀，向这些蒙古王子“请求桂本（sgos-dpo）之职”。“桂本”即“私有庄园管理人”或“贵族领主”。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它们的消长，除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实力是其核心依据。搽里八派是在搽里溪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萨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仅是因为萨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还是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款氏贵族在斯塘开设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支钦、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复甫地区及达纳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琼地、克甫索、贡支及卡尔甫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牧场，在热索放牧马群。
元代吐蕃的庄园分为两类，一是归贵族所有，一是归寺院所有。管理人称“溪聂”（gzhis-gyer），负责溪卡大小事务。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寺院溪卡叫“衮溪”（dgo-gzhis）或“却溪”（hos-gzhis）。寺院的属民由寺院领主管理，如果万户长为教派领袖，则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也兼管贵族庄园。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护，元代藏汉文圣旨法旨均表示了对寺院的优待政策，即其财产不得侵犯，且免纳赋税。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27）赐给却顶寺的法旨，即令“无论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赋税、劳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税，不得索要饭食及乌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帝师辇真监藏晓谕乌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谓诸官员“不得倚势欺凌，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税、食物、乌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马，不得干涉俗人出家为僧不得派僧差”等。寺户不仅从事农业、牧业，而且也从事商业贸易，是元代吐蕃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僧差、僧税虽有其名，往往通过皇帝或帝师的优礼诏书被免除，这些负担自然转嫁到普通农奴的身上。
贵族所属庄园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萨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985年版。参见黄颙《元初对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5年版。
属民称“弥德”（mi-sde）。贵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农奴从事生产，其权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对贵族和中央有纳贡应驿的义务。元代籍户即是为征税、派差与置驿提供依据，这些均由贵族所属的俗民来承担，同时他们还对寺院承担一定的劳役。
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据《汉藏史集》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据说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种籽的土地”。在帝师之下，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经济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封建庄园制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农区，主要种植青稞，这是吐蕃人的主食与岁贡物品之一。藏史记载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区是以牧业经济为主，在河谷地区是农业经济为主，反映了亦农亦牧农牧并举的特点。在吐蕃的人口调查中，作为一户的标准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数量的马驴牛羊。牲畜既是农业耕种的得力助手，交通运输的优良工具，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在吐蕃人的纳税项目及朝廷对吐蕃地方的救济物品中均有马牛等。而支应驿站少不了马匹、驮畜、乳畜与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种织物，不仅种类增多，而且质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颇受人们喜爱，其中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还是上贡的佳品。坐垫和围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及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为上贡物品，又有一部分进入市场。吐蕃人对僧人或亲友也常以披风、坎肩及各种金银加工品或丝毛制品相赠，其生产与加工规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业与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由于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领主的庄园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贸易网点，大多以寺院为中心，宗教节日或年节成了开展商业活动的大好时光。从而也推动了新的城镇的产生与政治中心的形成。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牧及土特产品、加工物，包括丝毛制品、刀剑、金银首饰等佩带物。
元代继承宋代以来吐蕃地方与内地的“茶马互市”传统，且由于吐蕃成为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机构，双方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的次数与数额均有增加。277年，元军取四川以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以后，大批吐蕃官员与僧侣陆续来到内地，以朝贡的方式获得厚赐或采购货物，以至于给驿站带来沉重的负担。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民间私营贸易也有增无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业较前有所发展，这与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民族相互联系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语言文字方面，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学者，在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他应阔端之请留在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感到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便对此加以改革。他在畏兀字的基础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是否被纳入畏兀体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对蒙古文字的改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后来，在元文宗时代，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进一步改进畏兀体蒙古文字，即是以萨班的改革成果为基础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大。就文字而言亦复如此。其事见八思巴传。
在文学方面，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形成于元代。据目前的统计，已发现的口头说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约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它是藏族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通过英雄格萨尔王抑强扶弱、降妖除魔、安辑百姓的伟大业绩，来展示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理想。萨班的《萨迦格言》一书，元代就被译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它以劝世修身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使用四句七音节格律。内容涉及治国之道、处世哲学等方面，颇富哲理性，成为格言体作品的典范之一。其蒙古语译本残页已被发现。
元代藏族史学也有长足发展。寺院都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斯迦寺有专管文书的官吏叫朋你克。各教派均记录、保存本门诸高僧大德的著述与事迹，成为后代撰写教法史的基本材料。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赞巴拉多室利衮读汉文史籍而记“汉地由周至唐的历史”与“汉地由梁至南宋的历史”。汉族译师胡将祖将宋祁和范祖禹执笔所写的《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为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红史》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于34至33年写成。公哥朵儿只原是搽里八的万户长，任职28年，曾朝见过元帝，后来出家为僧，受封为司徒，他著《红史》除利用各种藏文资料及上述汉文搽里八·公哥朵儿只《红史》，民族出版社98年版。
材料之外，在撰写“西夏历史”时，还利用了西夏禅师喜饶益希记载的西夏资料，撰写蒙元历史则利用了蒙古文史书《蒙古秘史》，并对史料做了初步的考定，表现出良好的学风。该书先写印度教法史，继写汉地、西夏、蒙古与吐蕃诸王统史，再写教派史，此一体例对后代藏史作者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出身于佛学名门的布思端（290—34）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学名著。完成于332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正法之功德、经义，对佛教基本教法、教义及经典之内容、意义与修炼方法、礼拜仪式作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叙述印度和藏族地区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来藏弘法高僧与西藏大译师名录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该书开辟了“教法史”体例的先河，在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廷对佛教的提倡与推动了佛学研究与佛教事业的发展。至元十七年（280）十二月丙申，忽必烈敕令镂板印造帝师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泰定元年（324）七月“以畏兀字译西番经”。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尤为佛学界一件盛事。这就是在搽里八万户长公哥朵儿只主持下，由被邀请的布思端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藏区所有经藏，以金银汁书写的二百六十余部经籍——《搽里八甘珠尔》，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萨斯迦派的萨班、八思巴、萨班高足胆巴，噶举派的噶哩麻巴哈失、乳必多吉等，均是元代著名的宗教家。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285—287），藏族经学大师远丹巴、释速端然等5人，与天竺及内地，北庭高僧一起校勘藏汉经籍，吸收了藏文《东塘丹迦宫目录》和《桑耶钦浦目录》的内容，编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首次将密教经典与显教大乘经并列，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有助于藏汉思想文化交流，也包含了藏族学者对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贡献。元代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各类的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领主噶德衮布即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在萨斯迦所建的新寺也是中原汉式风格。现存的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生等雕刻，多用写实手法，与元代汉地雕塑相近。萨斯迦寺的黄金塔，则是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率工匠完成的。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也是在尼泊尔、印度艺术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已具成熟的“江孜派”风格。元代吐蕃的佛教绘画与雕塑艺术也逐渐传入内地，如元成宗时，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即是藏传密教的内容。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很快从内地传到吐蕃。公哥朵儿只的祖父葛德衮布在元世祖时曾七次去内地，回藏后在搽里八设立了印刷场。据称，《红史》所利用的汉译资料即是在325年由亦邻真乞剌思刻印的。可惜至今未有实物加以证明。医学是五明之一，为高僧必习之学问，萨班即通晓医术，并以高超技艺为阔端治愈痼疾，而获尊信。《萨斯迦世系史》记其善知诸医之术，对于日常用药和定时用药之仪轨、病之法相、相面、盘诘，触病观察及药剂学均有研究，其术犹如药王。布思端本人也精于医术，且撰医学著作。元代的贡品中有广木香、牛黄、胭脂红、茜草等药材，是当时吐蕃人对药物已有较深入认识的证明。元代吐蕃的天文历算也较前有所发展，开始出现了自己的关于时轮历的著作，有数百种之多。他们还吸收了以寅月为正月的纪月法，称为“蒙古月”，后来又吸收了汉历的二十四节气等。让回多吉（284—339）和布思端都有论述时轮历的专著。
第四节畏兀儿族畏兀（吾）儿人的主体是唐代回鹘人的后代。回鹘人原居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已有一些回鹘部落迁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于黠戛斯，大批回鹘人和其他铁勒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迁居到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这就是后来畏兀儿人的前身，在元代以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们又被称为“九姓”（toghuzghuz）。哈迷里人在元代不属于畏兀儿，自成一个系统。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地区的居民也不被视为畏兀儿人，元人像称呼哈迷里人一样，根据其所出地称呼之，如斡端人、龟兹人等。金灭辽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迁中亚，建立西辽，畏兀儿成为其属部。畏兀儿的贵族大臣除了袭用本部头衔外，还接受西辽封号，以为荣耀。畏兀儿文化对西辽有相当影响，西辽末帝直鲁古曾召畏兀儿唆里迷城人哈剌亦赤北鲁为诸皇子之师。西辽属部乃蛮人延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为乃蛮王主持文书记事，并掌印玺钱谷诸事。
直鲁古统治末年，畏兀儿亦都护月仙帖木儿死去，其子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年幼，西辽命太师僧少监至其国，驻于火州城。20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杀少监叛西辽。事成后遣使成吉思汗表示降服。不久，蔑儿乞残部脱脱诸子逃入畏兀儿境，巴而术派兵将之驱走，并遣使报告蒙古宫廷。2年，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成吉思汗使与诸皇子齿，列第五，并许嫁以皇女也立安敦。畏兀儿成为蒙古属部后，除了亦都护应岁时进贡珍宝方物、遣贵族弟子入质以外，成吉思汗还在畏兀儿的一些城市设置达鲁花赤，直接管辖。
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文化较为落后，畏兀儿知识分子遂成为他们的老师。成吉思汗曾命令诸皇子就学于畏兀儿学者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儿因很早就主动依附蒙古，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儿人的地位很高。
元定宗贵由死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蒙古亲贵之间的这场皇位之争也延及畏兀儿贵族之中。失烈门等人派八剌必阇赤（babitihi）与撒连地联络，引诱撒连地参加他们反对蒙哥即位的叛乱。撒连地等人的密谋被泄露出去。宪宗即位后下令处死撒连地，其弟斡根赤（ogeh，即玉古伦赤）受命承继亦都护之号。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发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的内讧。中统元年，河西阿里不哥之军战败后，于同年冬十月自沙州赴伊州（哈迷里），入畏兀儿境抵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在北庭仅驻守三月，次年三月，又向西行至昌八里城。四月至仰吉八里西马纳思河，离畏兀儿境，沿马纳思河谷而下行一月，五月乃至贵由封地叶密里城。忽必烈于河西大败阿里不哥军后，很快亦踵哈剌不华之迹，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
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朝廷对畏兀儿地的政治统治也渐渐恢复，至元三年，忽必烈命死去的的马木剌的斤之子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统治畏兀儿地。阿里不哥之后，海都成为威胁朝廷在西北统治的主要势力。尽管元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海都等叛王还是迅速把战火烧迸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被迫放弃别失八里。此后亦都护家族的统治再也没有回到北庭，畏兀儿地区变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
至元十二年（275）都哇及其弟卜思巴（即上文提到的不思麻）率大军进围火州，在此之前，他们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统领的军队。都哇军围城六月，城中食且尽。亦都护不得已献出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换取都哇退兵。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世祖妻以定宗女巴巴哈儿公主，又赐钞2万锭，并以火赤哈儿保卫火州城的事例教训诸皇子。由于别失八里已陷敌，火州城安全受到威胁，火赤哈儿只得再度东迁，移居哈迷里。不久西北叛王兵突至，猝不及防，火赤哈儿战死。
灭宋后，元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大批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进入西北。别失八里及其周邻地区又归入朝廷手中。自至元十七年开始，戍守别失八里的是都元帅綦公直。他在那里建立与太和岭相连接的驿站30个，并设置冶场，鼓铸农器，使军士屯田。就在元军事力量涌入畏兀儿境的同时，元廷开始在这里建立了直接统治，至元十五年，在畏兀儿地设立提刑按察司，次年又命畏兀界内计亩收税。至元十七年再于其地设交钞提举司，不久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
就在元朝的军队一批一批进入畏兀儿地区，元廷不断加强对这里的统治的同时，海都等叛王的军队仍不断深入掳掠。至元十七年，禾忽之子秃古灭入掠火州城民，抢劫粮食。至元二十二年（285）元廷因总兵于西的诸王阿只吉失律，改由丞相伯颜代领其职。次年，海都袭来，至别失八里附近的洪水山，伯颜率元军迎战海都，结果失利，都元帅綦公直亦被俘。至元二十九年，别失八里一带发生混乱，忽必烈降旨命康里大将明安讨之，明安在别失八里附近对叛军的战斗中获胜。由于双方的军队在畏兀儿地区反复争夺，当地人民被迫两面进贡，生活极为困苦。
元灭宋后，大批元军涌入葱岭以东地区时，拜延八都鲁之子兀浑察从征斡端。至元二十六年，元廷罢斡端宣慰司元帅府后，兀浑察所部并未移驻内地，至元三十年（293），兀浑察死，其子袭职，被授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这应是统领曲先附近塔里木河流域驻军的武职。成宗朝初年，元廷仍控制着畏兀儿地区。不过，由于元朝放弃了斡端等今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据点，畏兀儿地区除了在北方受到从阿力麻里和霍博、也迷里方向的威胁以外，在天山以南曲先以西方向也受到压力。为了增强对畏兀儿地区的防卫，元贞元年（295），元廷同时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然而此时元廷已无意恢复它昔日在畏兀儿地区的地位，故一面增强驻守屠寄认为此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285）。
当地的诸王术伯的力量，一面尽量避免与海都、都哇在这一带地区冲突。与元朝企图在畏兀儿地区维持现状的打算相反，都哇一直没有放弃侵占畏兀儿全境的打算，至元十二年以来，他在葱岭以东地区始终保持着进逼的势头。面对畏兀儿地区从一面受敌变为南北两面受敌的现实元廷不得不取守势，步步后退，双方的这种一进一退的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到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夕，这时火州已不再为元戍边诸王所及，都哇也把火州完全看成自己的领地。
火州并入察合台汗国后，都哇家族在畏兀儿地区扶植了自己的亦都护，并设置官守、征收赋税。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和《经世大典图》可以看出元朝廷与察合台汗国在河西方向辖地的分界在火州和哈迷里之间，但火州仍然与元廷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哈剌火州有义务向朝廷贡献葡萄酒，年年不断，订有长例。贡酒者，除了火州的官员之外，还有当地的富民大户。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爆发战争，战事除了在也儿的石河以南直到塔剌思一带展开外，也波及到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死后，亦都护家族避居甘肃永昌，与畏兀儿之地政治上已没有什么联系，延祐三年（3），元仁宗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境，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这一连串行动无疑与元军战胜也先不花有关。不过，元朝在获胜后很快撤回境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也没有在畏兀儿地区站住脚。至顺元年（330）九月，元廷在火州“复立总管府”，这应是一个代表机构。尽管畏兀儿地区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并，但当地制度仍深受汉地制度影响，许多贵族仍拥有源自汉语头衔。察合台汗国所立亦都护别帖木儿称为丞相，他手下人分别称为右丞，左丞，并且位次也是右高于左，同于内地。
元代畏兀儿人主要信奉三种宗教，佛教和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唐代回鹘人迁居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地流行的佛教。古代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gardizi）提到高昌回鹘时说，他们的可汗本来是摩尼教徒，但在其城里和国内也有迭屑教徒及袄教徒和佛教徒。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道“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2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提到，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颜。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佛经残卷，足以说明当时其地佛教的盛况。
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邱处机西行，在别失八里、昌八里城都看到当地的佛僧和佛寺。入居汉地的畏兀儿人中佛教徒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高昌人马尔丁奈兹（martiz）《葛尔的齐书中有关突厥的两章》（gardizi’stohaptersotheturs），载rhivumeurasiaemediievi，982，2，见页34。
2《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
舍兰兰3、畏兀儿族翻译家别失八里人安藏4、别失八里人大乘都5、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其子乞台萨里、其孙阿鲁浑萨里等。值得一提的是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他“通天竺教及诸国语”，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迦鲁纳答思译经所在地是北京的白塔寺，锓版印出的经典除了分赐给汉地的诸王大臣，也赐给已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畏兀儿地区的贵族。近人发现的编号为ym4（u4759）号畏兀儿文书，就是一份迦鲁纳答思翻译的佛经刻本残卷。元廷颁赐到畏兀儿地区的，还有蒙古文佛经。除了畏兀儿地区的贵族从元廷受赐佛经以外，连高昌寺院内的燃灯续明之费也由内地供应。迁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周围所聚居的畏兀儿人也留下了一些佛教文献。有元一代，佛教是畏兀儿人中的主要宗教。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改变。
聂思脱里教传入畏兀儿的时间不可考。在蒙古时代，“迭屑”（tersa）
是波斯、中亚对聂思脱里教徒的称呼。邱处机朝见成吉思汗途中，路经畏兀儿地时，宿轮台（今为乌鲁木齐北）之东，迭屑头目来迎，说明当地存在着有组织的聂思脱里教团体。上世纪在俄属七河流域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墓地中，有数方墓石的铭文写明死者的籍贯，其中有一方墓石的墓主是畏兀儿人2。
畏兀儿人使用回鹘文，这种文字在元代称为畏兀儿文。这是回鹘人840年西迁以后逐渐采用的一种文字，它的字母取自粟特字母，与其他阿拉美系统的字母一样，每个字母都分为开头形、中间形和结尾形。敦煌发现过元代的回鹘文木活字，这说明当时曾用活字版来排印回鹘文书籍，回鹘文对我国历史上一些北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据文献记载，辽代人迭剌创造契丹小字时就受了回鹘文拼音的影响，而契丹文又对金代女真人创制女真文产生过影响。蒙古灭乃蛮后，蒙古族开始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此后经过改制，成为今天通行的老蒙古文和托忒体蒙古文。十六世纪末，满族又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满文。元代畏兀儿文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畏兀儿地区，随着蒙古征服者的扩张，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都把畏兀儿文作为官方文字之一来使用。明代的帖木儿帝国也使用过这种文字。直至十七世纪（康熙年3《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4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九。
5程矩夫《秦国先墓碑》，《雪楼集》，卷八。
《元史》卷一三四《迦鲁纳答思传》；茨默（eterzieme）《论古回鹘文佛教诗》（zurbuddhistishersstabreimdihtugderalteuigure），载《匈牙利东方科学院文献》（taorietaliademiaesietiarumhugariae），24卷第2期，975年；黑尼士《柏林之吐鲁番蒙古文收集品》（mogoliderberlierturfa-sammlug）一、《一份32年的佛经印刷品残片》metvojahr33），载d，953年，第3号，柏林，954年7月。
2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页840，第83号墓石。
间），甘肃酒泉还用畏兀儿文刊刻佛经，清初朝廷致新疆地区的官方文书也用这种字书写。
第五节云南各族白族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依人（今壮族）及土僚等等。
白人为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爨氏以及其他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夷见诸史乘，而与乌蛮（即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后人）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僰、爨僰（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明水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李京《云南志略》）。白人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以至元代入滇的中原汉人，亦认他们为“汉之遗裔”。尤其是城镇或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所以明人将大理“近城汉、僰人风俗”不加分别地相提并论（《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元时世居中庆晋宁的白人王惠，临终时遣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僰俗”2。这个例子，既反映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中原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流行的“僰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的特点。在《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的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惟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乡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醯之，和以蒜泥而食。
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杆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佚名《大理路兴举学校纪》，见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考释》一，《云南文物》982年第2期。
2李源道《王惠墓志铭》，转引自《新纂云南通志》。
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惟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乾，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提到白人在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禳，是有关火把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这一习俗至今仍在白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明清以往，关于火把节的记载颇多附会臆想之说，反不如李京所述朴实无华。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法，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所以唐人樊绰曾说“言语音，白蛮最正”，其“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蛮书》卷八）。所谓“或与汉不同”，实际上说明了其颇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据李京记载，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我们无法知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此类的词汇，在白语中是否只有汉语借词一种形态，但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无疑使白人极便利于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若干新方块字来记录白话，从而形成所谓僰文。到元代中后期，僰文已在云南地区相当流行了。
罗罗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都有各自的部名，而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乌蛮七部落中有号鹿卢蛮者，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门用来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地区也是罗罗人的集中居地。此外，惟其农业大体上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
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杆，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游国恩《火把节考》，《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第期。
金齿、百夷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来涂饰牙齿，因而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da称之，亦即金齿之意。很明显，金齿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实际上，唐代的裳魔，明代的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异译，这才是“金齿百夷”部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为金齿（或黑齿等），东部称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则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八百媳妇2、七十城门甸等部居民，都以百夷为主。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宜于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虽“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钱百顺《百夷传》）。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她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连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其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廷和云南行省统治势力的衰弱，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知思可发为土语音译，其意即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见效。至正十五年（355），思可发归降元廷。此后，他实际上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五），“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百夷传》）。一直到洪武中，他才为明朝重新招抚。
么些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殁后金镶二齿而葬”。见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978年4月油印本，下册。2“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见《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传》三。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其称谓在《华阳国志》中作摩沙夷。自南诏、大理以往，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指金沙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云南志略》）。么些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江为界，分之为东、西五城池，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寖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宦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的描写如下善战喜猎，挟短刀，以一磲。少不如意，鸣钲喜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凤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2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泥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西南（今元江流域），其西与百夷聚居区相接。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处，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在上面叙述的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地区，“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峨昌即今阿昌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僳当是少数族语音译，音为人或族，■与傈实同名异译。■人居地在“兰州冰琅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94年，昆明，油印本。2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圆根，即蔓菁也。”
《元一统志》卷七，赵万里辑本。
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其中罗罗的分布尤为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蒲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提到的云南土著，还有土僚人和蒲人。“土獠（即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搏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该地区土僚男子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其东亦溪不薛地面的葛蛮，也有悬棺折齿之俗。他们都是古代僚族的后裔。土僚是构成近代僮族的成分之一；而葛蛮即今仡佬族先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蒙古、回回元代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份，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
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被汉族或别的民族同化了。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政府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在这里屯住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包括曾任都元帅的阿喇帖木儿蒙古右旃的后裔，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儿个相邻的自然村中，约有四千多人。关于蒙古人被周围民族同化，可以举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为例。他们本来是蒙古人，羼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罗琅玕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明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三；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等族击齿悬棺的风俗，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参见《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一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980年第期。李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一四。2。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如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剌章”（《元史·世祖纪》）。又如延祐二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是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军屯田俱遏，至是以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元史·兵志》）。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瞻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其数目是不小的。
2转引自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979年版，页29。第六节东北各族元代居住在辽阳行省的民族或部族，有汉、蒙古、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骨嵬等等。辽王朝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头下军州，这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辽河流域东面的渤海遗族，在元朝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大概逐渐融合到当地的汉族、女真等人口当中，极少再见于史籍。在元与高丽的交界地段，还有一些高丽族聚居区。高丽西京（今平壤）守将洪福源归降蒙古后，招集其北界诸州人民内迁，被安置在辽、沈之间，即以洪氏为管领高丽军民长官（后称总管）。这些高丽人后来就一直留居其地。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如斡赤斤后王部（洮儿河北）、木华黎国王、兀鲁、忙兀等部（西辽河南北）的部众，以及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所部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西部的草原地带，另一来源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其戍守重点，仍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元明之际，辽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离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纳哈出、阿札失里等人降明。进入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仍从事游牧畜牧业，也有一部分转向农业生产，如至元二十八年“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元史·世祖纪》）。所谓内附，似指这些蒙古人从乃颜之地迁入辽阳省直辖境内。
契丹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金后期，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后，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传》）。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的契丹人乘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耶律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辗转进入高丽。2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女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人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下令专置“契丹场”以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属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以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姚燧《赵椿龄墓志铭》“东京当高丽、倭奴用兵之冲，其间渤海、女直、契丹错居，俗各异宜”，见《牧庵集》卷二八。
地。在此之后，这批契丹遗民逐渐不见于史籍。
由上所述可知，元代江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江乡兵中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女真·水达达金代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大约不下二三十万户（《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有十七万六千余户。此外尚有咸平、东京等路之女真人户，数目不详）。其中上京地区是他们的重点屯防区之一。金元鼎革之际，蒙古军队攻逼于西，蒲鲜万奴招聚女真部众自立于东，东北女真人的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元辽阳行省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人，其中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
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元代属开元路境。辽金之际，他们被称为生女真，以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或谓其“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由于早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等路猛安谋克户7万多，岁牧税粟达25万多石，户均.4石，可见农耕规模不小）。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很大了。
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和兀者诸部的主体。水达达（鞑靼）一名首见于南宋彭大雅232至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斛速益律《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高丽史》卷一○三《赵冲传》、《金就砺传》。子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usuirge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2，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水达达居住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松花、黑龙江会合后之黑龙江）南北之临江滨水区域，元置水达达路辖之；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也捕鱼为食。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要比它南面的女真诸部更落后一步。到明中叶，当它南面的女真部落已基本上变成熟女真时，它们尚处在生女真阶段。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2这种所谓“略事耕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显然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各部。
兀者分布于辽阳行省北部的通古斯语族居民，还有被统称为吾者、兀者或斡拙的诸部。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当即源于兀者。兀卡尔平尼、卢勃鲁克、瓦萨甫、阿布载肥达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听到的有关su-mogal（译写形式不尽相同）的传闻。突阙语su译言水。穆斯林史料中的sumogal，似指水达达女真而言，当即usuirge一名流行于中亚的对译名词。欧洲人对东亚更加隔膜，所以卡尔平尼说它曾与“大蒙古”（yeemogal）、蔑儿乞（merit）、克烈一起，组成蒙古的四部（fouratios），自称塔塔儿。卡尔平尼所说恐与水达达无涉，指的实际上就是蒙古塔塔儿部。
2窝阔台时写给高丽国王的牒文，有“皇帝太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向周围国土都收了”等语。见《高丽史》卷二二《高宗纪》。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按地理志作“合兰府水达达路”，误。水达达路的设置当在至元二十三年前不久，辖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后胡里改、斡朵怜改属开元路）。参见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长水集》，页309—34。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至顺元年九月，“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道，民无鱼为食”。知其人亦业捕捞。
2《大明一统志》卷《外夷》引《开原新志》。
“乌稽者，汉言大林也”，见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窝稽，盖大山老林之名”，见曹廷杰《东者部人之得名，盖因其出没于大山老林之故。清代仍不用之以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皆是。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七三《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金乌底改诸部的分布大势，约略是在黑龙江下游直抵奴儿干地区的沿江及大片深山密林之中2。所谓乌底改人，当即包括元代的水达达和兀者等通古斯语族诸部在内3。元顺帝时期，由于政府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海东青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十年才最后失败。至正十五年，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尔分之地4，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元明两代皆置驿于此。明代亦一度因仍元朝旧制，在此设置过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此外，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和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都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东面迁来的。
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少数沿江滨水者，或亦以捕捞为业。与水达达相比，兀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更低一些。所以元代史料更多地拿兀者和野人相连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人明里帖木儿，并不是兀者部人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是甘“以贱形加全人”。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文明程度较低的事实。骨嵬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北边防辑要·艮维窝稽水源合考》。
2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谓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证金朝壤地之极东北，已到达东北亚这一段临海地区。
3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野人作“兀的厄·捏儿麻”。乌底改一名当与兀的厄同源，很可能是金代女真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通古斯语诸部的统称。元代的兀的哥人，其名称来自乌底改，所指似即兀者的一部分。
4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其居地。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十一。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时即迁居北野山，所以他自称“北野兀者”。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死后“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溍《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名，也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2，明代的苦夷、苦兀3，以及近现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在通古斯语中原意为鹿。用作部族名，意即使鹿人，其族属未易确言。而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当为该岛的主要土著居民。在唐代，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靺鞨；近现代，岛上除了南部的阿努依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区有部分基里亚克人（即吉里迷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诸部。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说某种通古斯语的民族。他们大概不像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于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浮海来到奴儿干。至元元年，黑龙江下游的吉里迷人报告“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世祖命征东招讨使塔匣剌征之，因海流风势难渡而罢。十年，塔匣剌在弩儿哥（即奴儿干）从当地人处得知，须俟冬月赛哥小海（今鞑靼海峡北部）渡口结冻，方可冰上前去，遂奏请进征，不准。二十一年，诏命征东招讨司进讨骨嵬，可能因为不成功，次年又任命了两个招讨使，决定出兵万人往征。二十三年，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率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结果如何不明。大德年间，骨嵬人多次越海劫掠，招讨司官军追之不及。至大元年，骨嵬王善奴等遣人来请求归降，每年贡纳异皮2。
吉里迷辽阳行省界内的古亚语族（aeo-siatigroup）居民有吉里迷人。
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极东北的奴儿干附近。元代史料除了黑龙江下游沿岸直到奴儿干地区的吉里迷人之外，还提到了骨嵬岛上的■因吉里迷。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地域似未发生重大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2。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的沙俄或其他国家的探险家著述之中，他们被称为基里亚克（gilya）人。2《唐会要》卷九六“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近，应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3《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六；《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见《大英百科全书》“萨哈林”条。
2《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九《外志》。关于征骨嵬事，见《元史》卷五、六、八、十三、十四《世祖纪》及《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记载。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2《吉林通志》卷一五。按黑勒尔河，在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这个地区，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作eler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图”）六排东二作和勒尔比拉。现代苏联学者又称之尼夫赫（ivh）人，这个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
《元史·兵志》载，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列宾（即吉里迷）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塔匣来即次年征骨嵬之征东招讨使塔匣剌。据此知管辖吉里迷地之征东招讨司应置于中统四年，后设置于奴儿干之地。行政管辖上，其地隶于水达达路。元代重犯流放到该地。
元代文献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很不详细。据明《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明东北地志《开原新志》佚文“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富里朞、兀剌、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无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食。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夸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同书又记载骨嵬岛上的吉里迷人说“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这些记载中的吉里迷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留到近现代。
元代吉里迷人的状况当亦大略相同。吉里迷人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的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所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绝不相类。
基里亚克人的食物主要靠捕捞鱼类和海兽，没有农业；只驯养驹，以狗拉雪撬为交通工具，也食肉表皮；丈夫将妻子、妻子的妹妹和自己兄弟的妻子概称为ahbxau，而且对她们都拥有丈夫的权利，这种婚姻状态似即古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不过家庭形式上是一夫一妻制。此外，他们还保留着制作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基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尼夫赫人”条；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基里亚克人部分。
第四章蒙古的兴起第一节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gqol）的唐代音译。《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equ，qu意为山崖）的地方2，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hi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其《松漠记闻》云“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蒙兀部。”
2拉施都丁《史集》第卷第一册，页25。
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iyat，iya的复数）。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感注氏族部落序号，下接第二表。世代序号，第二表同。天光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