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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3《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2。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1。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1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2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3。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4。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6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2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3《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4吴莱：《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南。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1。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6）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1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东南之势定矣”2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1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1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2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江北扬、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虽都婴城固拒达数月却已无法阻止元军南进的破竹之势。
八月伯颜还军前。十一月伯颜以阿术驻瓜洲绝扬州之援余部分军三道动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军从京口循大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水6诸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趋临安。无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1。自元军下建康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2。大臣们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为之萧然”。贾似道被罢黜后宋廷以王瀹、陈宜中为相并都督诸路军马。寻复以二相论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梦炎与陈宜中。陈宜中当危难之秋竟“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拒绝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敌决战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晋用降元将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吕文德子）为兵部侍郎以求和议。这时候陈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几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愿意称侄如不许称侄孙亦可再不许甚至只求封一小国。但这时元军灭宋之意已决不许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军毕会于临安府郊外。张世杰、文天祥坚请三宫入海愿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沮之说太皇太后谢氏献传国玉玺及降表于伯颜军前。当夜陈宜中便遁温州。张世杰眼看临安不守亦在此时移师定海（今浙江镇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廷臣保护下潜出临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趋婺州（治今浙江金华）经温州由陈宜中等相拥入闽。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招降湖南1危素：《昭先小录序》《危太朴集》卷七。
2王义山：《徐卿孙事状》《稼村类稿》卷二八。
诸郡。元廷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趋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这样就使元军从荆湖至浙东完全连成一片。
二月伯颜遣官入临安视事籍府库收百官符印遣散禁军。三月伯颜入临安依旨押送全太后与宋少帝赵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领行省事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谢太后因疾暂留南方后来也被押到大都。赵先受封为瀛国公后入吐蕃学佛号合尊大师一号木波讲师英宗时被毒死；全太后则入庵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6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益王昺为帝进广王昺2为卫王。临安投降前使于伯颜军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昰。流亡小朝廷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亦“在在起应蜂屯蚁附”1。秋张世杰以十万大军攻建昌（今江西南城）败绩。文天祥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军西趋次汀州（今福建长汀）遣军攻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这时候元大军沿处州（今浙江丽水）、建宁（今福建建瓯）、邵武一线由浙东入闽张世杰、陈宜中等却不敢组织抵抗奉赵昰及卫王昺从福州蹈海至泉州。时宋军尚有17万人并民兵3o万、淮兵万人。宋军因征用船只与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冲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从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飘泊。不久移至甲子门（在潮、惠二州交界处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军入闽趋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内移入梅州（今梅县）。五月他逾大庚岭复入赣南连破诸邑势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将李恒袭破于兴国损军2o万妻妾子女亦被元军追获；是冬转战至南岭屯戍。元军下汀州后进兵广东二月复取广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辗转移驻官富场（今深圳西南）。秋元军一路由塔出统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岭入广东；一路由唆都统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广东小朝廷移至广州湾内的秀山寻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陈宜中扁舟先往联络而大队未行。次年春往驻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昰死于洲张世杰、6秀夫等拥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收复雷州（今广东海康）失败乃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险自固。张世杰余部尚有士卒万人舟八百余艘。在此前后文天祥至州府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惠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获知赵昰死而赵昺立。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6军二万赴闽广灭宋残部。元军由赣南出兵入广。是年冬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军擒文天祥。这时候元军已从宋降卒口中1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确知赵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崖山水师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6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随即负幼帝昺自沉；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途中遇飓风舰败溺死于海。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许多地方仍坚持抗战。守卫扬州的李庭芝拒绝遵从太后命他归降的旨意声言奉命守城而未闻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扬、泰诸州相继失陷；四川泸州、重庆及东川诸州于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军占领。十六年初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第四节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西北边地的争夺中统、至元初期元朝西北边地的形势经历了几度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极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鲁思势力的迅扩张。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汗的同时把统辖西至阿姆河东岸的西域绿洲城邦的权力授给了阿鲁忽；原来由大汗派驻该地区的官员和军队现在也都改属阿鲁忽。不久当阿鲁忽改换门庭归命于忽必烈时后者又重申了阿鲁忽业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权益1。阿鲁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胁后即乘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生战争的时机出兵占领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属于术赤后王的重镇讹打剌。接着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户的机会残杀术赤后王在该城的五千属民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2。这就迫使术赤后王别儿哥决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阿鲁忽相抗。海都是窝阔台子合失的儿子或许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马酒）的成员1。蒙哥汗夺得汗位的时候窝阔台系诸王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授给未参与反对蒙哥的窝阔台子孙们。海都也在这时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迪库尔干东北）开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统末年海都利用术赤后王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的矛盾依靠别儿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鲁忽。汗位危机平息以后忽必烈意图收回对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权。恰在这时海都的势力展起来而且与术赤后王结为联盟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对西北局势的关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鲁思企望通过他加强大汗对西北政局的控制。他还遣铁连出使钦察之地力图离间术赤后王与海都的关系。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至漠北镇守增强对阿里不哥系诸王的监视弹压同时也为从蒙古高原出兵西北边地作好了军事准备。在这个时期忽必烈还一再诏命海都驰驿入觐。鉴于窝阔台系诸王遭受蒙哥清洗报复的教训海都对忽必烈的朝觐之命充满疑虑因此托辞不至。很难说他对祖父曾据有的大汗宝座有多少觊觎之心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窝阔台后王有权控制一块相对独立的分地声明将1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页117至12o。这个时期畏兀儿的归属颇不易确言大概处于相对中立的状况无论忽必烈和阿鲁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见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页7o。
2见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o至516225。
1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1。
在自己“所至之处”服从大汗2。忽必烈与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趋敌对。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东趋入岭北驰突蒙哥子玉龙答失所统巴邻部众3。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马上被驻扎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军队视为海都称叛的信号。于是漠北元军出兵“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1。直到这时海都似乎还力图避免与忽必烈军正面开战因此才会从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当时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的疑惧。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锡尔河夺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拦截两军在锡尔河畔相遇生大战。八剌先胜海都在获得术赤后王的援兵后再度出战大败八剌。八剌军退至河中预备整军再战。
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区遭到更大破坏海都遣合丹（窝阔台子）的儿子钦察去与八剌约和。1269年春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三方会盟于塔剌思河。三方议定：互结为“安答”；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划归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属于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进入城郭地区不在农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滥行征；农耕定居区域的管理仍由麻忽负责；为了增加八剌的牧场、土地和军队将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夺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开春八剌便从河中西攻呼罗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设计大败八剌军。八剌败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孙聂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鲁思沦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对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权后对元朝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开始了与元朝在天山南北两路直接对峙和争夺的阶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聂古伯与海都不睦往征之。聂古伯死不花帖木儿（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继位为察合台汗寻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两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儿断事官；增斡端、鸦儿看（今新疆莎车）水驿并“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元史·世祖纪五》）。十二年正月诏追拘海都、都哇金、银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大约十二年夏季窝阔台系诸王禾忽（贵由子）沿塔里木沙碛南缘进至蒲昌海（即罗布诺尔在今罗布泊西）一带断元朝通向巴达黑伤山地的驿路1。
2《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447。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6。巴邻一名英译本写作narin。
1《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原文作“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忽必烈亲征于其他有关史料无征率领这支军队的应当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岭北。
1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达黑伤采玉者“道经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围攻别失八里应当也在这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与禾忽分道征进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缘东袭然后越过天山直至别失八里城并一度攻占此城。是后不久畏兀儿亦都护就从残破的别失八里南徙移治于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2。针对海都、都哇东进的形势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谕之罢兵。十二年七月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海都被昔班说动“退军置驿”；而这时安童已经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元史·昔班传》）。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孙札剌忽、阔列坚孙兀鲁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诸王的军队包括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心怀不满的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和明理帖木儿（均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岁哥都子）先叛继又诱引昔里吉、药木忽儿等实行兵变。叛王们推昔里吉为大汗械系那木罕、阔阔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别把他们送到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欲与二王结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军前线大本营瓦解、叛师东移的机会夺得阿力麻里空城外并不热心于与这位新“大汗”配合行动。昔里吉于当年冬天兴师东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途中他们又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玉龙答失子）的部众相合并。这以后几年里元朝在北线的战事主要是在岭北地区展开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夏漠南元军击溃驻牧应昌的翁吉剌贵族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的叛乱后绝漠增援和林地区。七月伯颜奉诏统领岭北诸军平叛。元军在土拉河、鄂尔浑河连胜叛军。昔里吉等败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十六、十七两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叛王巢穴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这2据危素《忻都公神道碑》：“亲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迁国火州。”见《陇右金石录》卷五原文所缺或为“叛”字。又据《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传主之裔月儿思蛮袭独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别失八里之东）都督兼达鲁花赤。“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柯绍忞以为札忽儿台为都哇暂据别失八里时的守帅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别失八里的年代正当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进征只能由南麓绕行。由高昌女僧舍蓝蓝八岁（至元十三年）时生“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东趋与禾忽的行动大致同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舍蓝蓝八哈石传》；《畏吾儿国史的研究》页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时叛军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连叛王中最号强盛的脱帖木儿亦“以兵屡动而弗战士马离散众皆怨忿”1。于是叛王之间生了内讧。昔里吉和撒里蛮互相攻杀。至元十九年他们先后赴阙谢罪长达七年的昔里吉之乱遂告结束。至元十七年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病死。翌年脱脱蒙哥继位为金帐汗将被拘质的那木罕遣回2。十九年昔里吉乱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为北安王。看来那木罕东归以后主要驻扎在岭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经略大约在这前后已由察合台诸王阿只吉负责3。岭北局势渐趋平静岭西地区却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战争。至元十五年以后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八年刘恩率元军击败海都部将进据斡端；翌年又击退前来攻城的海都系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但从二十一年元朝的“游击军”曾进至可失哈儿一带的事实判断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1。
可能就是在收复斡端之后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愿意和解遣回了拘禁于窝阔台兀鲁思的安童和石天麟2。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继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轻易放弃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获得预期反应。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3。元廷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1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2据志费尼书忙哥帖木儿于128o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疮疖的手术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脱脱蒙哥于1281年8月即位。他释放那木罕当在此之后。见施普勒：《金帐汗国史》页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颁赐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记载应与这时尚被拘禁的那木罕无涉。3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请置太和岭至别失八里新驿三十。太和岭即今恒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驿站是出镇突厥斯坦的阿只吉为加强自己与封地的联系而要求开设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请准在别失八里设驿以便行客往来。见《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1至元十九年诏戍别失八里的綦公直分军戍曲先。而进至可失哈尔的兀浑察“游击军”可能就是从戍曲先的部队中调拨的。见《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卷一二六《綦公直传》。2据《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传》天麟被长期拘禁在海都处渐与其用事臣相亲“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现海都闻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释是恰在至元二十年。3见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汉文碑传多系此事于至元十二年。但多学者认为它应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对平静但东北地区爆了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叛乱。
东北边疆的巩固斡赤斤份地位于以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极东地区这就极便于斡赤斤向哈剌温山以东今松嫩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窝阔台时期斡赤斤镇守辽东反映出他的份地扩至哈剌温山东面的事实已为大汗所承认1。蒙哥死后斡赤斤孙塔察儿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塔察儿一家在辽东的势力日渐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2。
塔察儿孙乃颜为斡赤斤后王时建于今通肯河支流毕剌河源以西的乃颜城（在今黑龙江拜泉县以南中兴镇东南）应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温山以东份地的统治中心3。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后原来驻牧于开平附近的札剌亦儿、兀鲁等部被移至辽西一线4。以后五部成为从东北部护卫两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调整辽东建制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不久又设行省统辽东诸路。至元十五年复改为宣慰司。至元后期乃颜反状日益明显；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轻”重建行省于辽东先治东京（今辽宁辽阳）寻徙治威平（在今辽宁开原县）。辽东设省虽不到半年就被撤销了仍然成为催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称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控制事态展就很可能会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乃颜难次月忽必烈就亲自率师北征。元军偏师沿哈剌温山东侧北进；忽必烈所部由应昌（旧城在今达尔泊西南）出缘哈剌温山西侧东北行；戍守杭海岭（今杭爱山）的土土哈则奉命1蒙古宗王的份地与宗王出镇之地并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镇地区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个地区。2《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3中央民族学院：《&1t;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页215。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五“岁赐”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颜城。是乃颜之为斡赤斤后王或当在此之前。4《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部、兀鲁郡王营幕地”。木华黎孙浑察1239年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见《元史》卷一一九本传。是处应即蒙古时期札剌亦儿驻地的中心。又木华犁曾孙硕德在忽必烈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见黄溍：《别里哥帖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史文也谈到元代中叶木华黎后人“还镇辽西”（《彭群墓志铭》《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一）。是知札剌儿部在中统末年已移牧于辽西。兀鲁部当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见姚燧：《博罗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见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儿、兀鲁部后来大概也与二部一起东徙了。
疾驰东趋渡土拉河逆克鲁伦河而上肃清沿途叛军。
六月忽必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忽必烈贸然乘象临阵。“意其望见御驾即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以汉军前列步战。塔不带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败而去1。元军进至哈尔哈河占领了乃颜的斡耳朵。这时乃颜屯兵于今哈拉哈河与其支流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不里古都伯塔哈（-tubo1tagha的音译意为有鹰的山）。元军由玉昔帖木儿率领与乃颜决战于此当时“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2。乃颜军败出逃被元军追获于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将他处死。玉昔帖木儿逾哈剌温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颜残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师还。乃颜败死后哈丹秃鲁干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1《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2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undu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第五节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1。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展。这种恢复乃至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2。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3。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1。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2。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3。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4。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1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
3《元史》卷一oo《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1“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2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3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4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1。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2。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1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2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1。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1。“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2。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3。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4。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5。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6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1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1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o。
2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3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4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5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6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行量从未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1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o8—112。2《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3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1）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1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1。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2。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3。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译言贤明）合汗。
1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2见沈卫荣：《&1t;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3“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第一节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1。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1。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2；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顾命大臣之间可能经历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激烈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华黎后人持一玉石求售经鉴定竟是秦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因此在世祖“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由台谏耳目之1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12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二四。
司直达于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3。这件事很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们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将归于真金系的定策抢先昭示天下以正视听；同时也可以预防南必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此后两个多月伯颜执朝政“守正体”一如平日等待铁穆耳从北边南返。
四月初铁穆耳和随同出征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立即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右丞相完泽不得预议机密只好结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1。这时候与铁穆耳竞争帝位的最强有力的对手应是他的胞兄、真金长子、出镇岭北的晋王甘麻剌2。玉昔帖木儿先制人在宗亲合议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剌麻虽然勉强表态：“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但他内心终究仍有些不服。后来经真金妃提议命兄弟两人当众比赛诵读祖宗宝训优胜者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竞赛失败。至此亲王间犹有违言者。“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铁穆耳终得以继位为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以新现的传国玉玺并于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成宗。也直到这时他的拥立者们才如释大负。玉昔帖木儿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伯颜则表示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参加了上都选汗大会。她与顾命大臣的冲突尚未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后来一直受后代祭祀。朝会结束后甘麻剌返回漠北晋邸洁实弥尔奉太后命送他就国。一路上洁实弥尔“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远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监者。显宗然之赐衣一。公还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1这段史料表明铁穆耳和甘麻剌确因汗位之争曾有不快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2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3。成宗一朝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
1据《元史》卷一三o《不忽木传》真金妃召三人问事是在世祖弥留之际。玉昔帖木儿答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惟据玉昔帖木儿碑传他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见阎复：《玉昔帖木儿耳碑》《元文类》卷二三。
2甘麻剌究竟是否与铁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颇有含糊之处。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1吴澄：《洁实弥尔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
2顾命大臣伯颜和不忽木受完泽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儿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则大多为世祖末年择定人选。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4。即位翌月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撤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漕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5；“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1。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2。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第二节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惟和”政治“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1。3“持盈守成”之语见张伯淳：《大德四年贺正表》《养蒙集》卷一。4“惟和”之语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一。
5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六。
2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按完泽在世祖后期已出任中书右丞相故此处谓天下清静“余十五年”。
1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2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3。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4。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生。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oo）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2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3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4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1。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2。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1。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2。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3。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4。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1。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平定西北边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o《缅国传》。2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1《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2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3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4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1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2。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o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1。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2。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2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1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2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生在这时1。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2。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1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2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2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3。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4；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5。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1《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2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1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2《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3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4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5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6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7。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于是引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1。主持“更政”的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2。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6《元史》卷二o《成宗纪》三。
7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1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2《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第三节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3。大德九年（13o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4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1。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2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1。
3《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1t;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4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1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2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1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2。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1。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2。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3。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2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4。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1。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1。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4《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1《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1《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2。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3。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1。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2。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3。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4。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5。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2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3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2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4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5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