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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1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1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郑晓：《今言》第13o页。

3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1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1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2郑晓：《今言》第135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1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先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2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1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2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3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1郑晓：《今言》第135页。

2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4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1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2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4《明史》卷三o四《梁芳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2《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1《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2随着1《明史》卷八o《食货四》。

2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1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1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2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1《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1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2《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战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1。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2于是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1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o《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2《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1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6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1。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1《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1《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2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3。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1。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2。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2《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3《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1《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1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1《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1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1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1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2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1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1《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o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1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2。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o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3。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1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2。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3。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2《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3《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1《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2《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3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4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5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o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1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2。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3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4。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5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1。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2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4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5《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3《明史》卷三o六《焦芳传》。

4《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5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