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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1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2。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o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2《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1《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94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页。

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1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1。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2。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1《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1《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o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o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实行密切的合作”1。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通电响应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起新政协运动。

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16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2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571《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86页。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罗隆基罗隆基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1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2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点的。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1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2。教育部长对胡适签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o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1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2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1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o—51页。

2《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主张他先后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1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o年12月罗隆基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2九一八事变爆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表《沈阳事件》一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1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2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6续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前两天他在《益世报》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年1月26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o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o号。

1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2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3卷12号。

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1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2。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1由此引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表了《致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各党各派先后对此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o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o年连续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皖南事变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o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1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

2《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1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2《再生》第1o期1938年12月16日。

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在内的23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194o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5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主编。他积极响应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起组织5ooo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o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1。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1。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21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1《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o7页。

1946年1月1o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3。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1946年1o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表。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o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3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o辑。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在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长期共存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1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o年后1986年1o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o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1《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

第三十三章张君劢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18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12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o2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o4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o6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o6年11月在梁启主办的《新民丛报》上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到1929年梁启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o7年1o月梁启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o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o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归国而四处奔波。1o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对战争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后应梁启电召归国。1916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16年9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年2月秉梁启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月请梁启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1月酝酿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月与梁启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1feu）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2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o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o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ofpo1iticsbyh.）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ooo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tota1kriegby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表《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o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极力主张议会政治。

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194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8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o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月2o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o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表《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央向各解放区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o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6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年由他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第三十四章陈嘉庚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o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o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ooo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oo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6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展成为一个拥有4oo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o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ooo英亩各类工厂3o余家分店15o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oo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ooo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o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o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o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2o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年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2ooo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6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1o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481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29o公顷房地产9.2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28个县市办学。到1932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73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年7月陈嘉庚印《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倡办大学。1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起人会议并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o％这同欧美日1《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o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2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oo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oo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贴累政府抱歉无穷！”3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6续筹款13o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动罪恶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年全国抗战爆后8月1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1o月1o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o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2《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o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o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o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ooo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oo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o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o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o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194o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1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1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利1o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oo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ooo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动罪恶战争拥护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表示响应中国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o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o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o年至1961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9oo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5oo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o年在校学生达1.1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2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3ooo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1.5亿元（1981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改变”。他不仅多次向、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oo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

第三十五章汪兆铭（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季恂。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父入粤籍是为广东番禺人。19o4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成科第2期19o6年4月毕业旋入法政大学。

19o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8月2o日同盟会成立任评议部评议长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汪以“精卫”之笔名先后在《民报》上表文章阐述孙中山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主义批驳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主张。

19o7年3月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动华侨捐款协助孙中山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汪决心以谋杀清朝重臣的行动振奋天下人心于191o年1月潜往北京准备进行暗杀活动。4月16日汪因在银锭桥埋设炸弹事败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审讯时汪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后清廷于11月6日将汪释放。

汪出狱后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战议和的活动并作为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随后汪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随专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后汪随孙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随即转赴南洋与陈璧君结婚。8月汪偕陈璧君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3和1915年孙中山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回国。1916年12月汪离法国经英国和北欧往彼得格勒对欧洲各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乘车回国。随即往广州支持孙中山召开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汪以个人资格于3月8日离上海经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于4月28日抵法国巴黎出席和会。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国袒护日本而失败因而激起旅法华侨和国人的强烈不满由此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后汪随孙中山转赴上海筹谋反对陈炯明的种种事宜。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不时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奉系将领张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成立改组委员会汪被指定为改组委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被指派为主席团主席并作为孙中山的言人。在一大会上和会后汪相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时汪作为随行中文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北上宣言》并先行北上安排各项事宜。孙中山卧病北京时汪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不时表谈话处理各项事宜代拟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决议继承扬了国民党一大纲领和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6年3月2o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1927年3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重新恢复了其领袖地位。4月1o日汪由欧洲经上海到汉口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

4月1日当汪精卫抵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事宜作出了于15日在南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由汪通知总书记陈独秀停止活动；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此前汪又与陈独秀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离沪赴汉口。临行致书张人杰主张4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动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但是6月1o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7月15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汪往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委员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成立政府。但此举将在事实上取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否定汪的领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对。13日汪声明引退随即往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召开四中全会相号召开展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斗争。1o月25日汪往广州纠合粤系中央执监委员及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宣布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照常办公提出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在蒋介石调解下汪于12月3至1o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在此前的11月17日汪派的张奎指挥黄琪翔、薛岳等部动了反对桂系的广州事变因此汪在预备会上受到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的猛烈攻击。此时领导的广州起义爆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人更被攻击为与起义有牵连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当晚汪偕曾仲鸣赴欧17日汪表通电宣布引退。

1928年1月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o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在法国的汪精卫未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虽然仍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并在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已被排出常务委员会；汪派的主要人物顾孟余、陈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卫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于1928年初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在汪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起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运动；11月28日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及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于上海并在各省市设立相应组织。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系由蒋指定与圈定产生。会前汪精卫与顾孟余、陈公博等二届中央执监委员13人联名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会类似段祺瑞善后会议将誓不承认。因此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受到三全大会的书面警告或开除党籍处分。

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起反蒋运动。1o月上旬汪由欧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o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此时汪与西山会议派等一起在北平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23日汪由香港绕道日本长崎经天津抵北平主持扩大会议。9月1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8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表拥蒋的通电进军关内扩大会议迁往太原。1o月3o日汪在太原表由其起草的《约法草案》后扩大会议即行收场。11月1日汪离开太原去香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不合以宴请为名将胡扣押软禁于汤山由此激化了与胡汉民等派的矛盾。3月14日汪在香港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5月24日汪由香港抵广州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正当宁、粤双方陈兵湖南南部之时日本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9月28日汪代表广州非常会议前往香港与宁方代表蔡元培等就宁、粤统一进行预备交涉达成初步协议。1o月18日汪由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宁、粤和平统一会议。22日在与胡汉民、蒋介石作次晤谈后代表粤方提出集权于党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四全大会等7项政治主张。11月7日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广州非常会议在有关蒋介石何时下野的问题意见对立生分裂12月3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广州四全大会的汪派人员举行会议依比例选出中央委员。22日宁、粤、沪三方所选中央委员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汪与蒋、胡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宣告了国民党的统一。

12月15日基于粤方胡汉民等派的强烈要求蒋在军政两方面作好复出的安排后宣布下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在蒋下野问题以及对日政策上与胡汉民意见对立遂由联胡改为联蒋。在蒋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会之时汪亦称病入医院不出席会议。由于汪、胡、蒋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孙科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外交上也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如此便为蒋的复出汪、蒋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时机。1932年1月16日汪应蒋之约至杭州在烟霞洞会商后决定合作。21日汪、蒋分别抵南京。28日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以汪为行政院院长。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日本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2月5日汪在徐州表对日问题之谈话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此时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解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汪、蒋的对日妥协目的是为对内“剿共”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结果使日本得寸进尺。日本在侵占东北后于3月9日扶植废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了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正以请假养病为名住在德国。长城抗战开始后汪于3月2o日返抵南京但直至与蒋介石等人会谈29日由中央政治会议推为新设的国防重要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对日外交全权之后始于3o日表示销假视事。4月下旬日军进至长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时汪、蒋决定对日妥协授权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及新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日方交涉。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8日汪蒋联名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oo万军队对领导的红军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相继恢复了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造成了华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

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身负重伤遂于12月1日向五届一中全会请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职。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推汪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为实现参加日、德、意联盟之目的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汪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重掌大权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表谈话实际上承认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o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的反蒋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