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诸事繁杂（1/2）

刘昉是那种典型的死道友莫死贫道的小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相当强大，发现事情败露的他倒也光棍，直接就将所有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自己来了个一推二五六，本着坦白从宽卖友求生的原则把洗脚水都泼到了剩下的四个人身上。

面对他这种不要脸的做法，杨坚的心里也满是无奈。这五人虽然密谋扳倒高熲、苏威，不过除了在朝堂上折子奏本之外并无什么出格之举，虽然私下密谋却未对政局产生任何影响，最多判一个“未遂”之罪。而这几个人都是在大隋建立过程中出过大力的，若是自己判罚的重了，难免给别人一种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印象，若判的轻了，却起不到杀鸡儆猴、威慑人心的作用。

他板起脸来斥责了刘昉一顿，嘱咐他最近消消停停的待在府中莫要再出去惹事，这才挥手让他退下，一直躲在偏房中听着外面动静的高熲和杨素见刘昉走了，赶忙推门走了出来，施礼道：“皇上。”

看到自己的两位爱臣，杨坚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他挥手道：“恩，免了，他说的话你们应该都听到了吧，此事如何处理比较得当？”一边说着一边走回御案之后，又着内侍为两位近臣摆上锦墩。

高、杨二人对视一眼，高熲起身说道：“皇上，此事虽然证据确凿，但所牵扯之人却实在棘手。元谐与陛下您有同窗之谊，卢贲当年是丞相府的侍卫统领，也是陛下信赖亲近之人，张宾在民间极有声望，李询更是李穆之侄，想要治他们的罪不过是一纸公文，可治罪之后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得不防，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起朝堂动荡。”

杨素接过话茬继续道：“可是若为人情而废法度，无疑更是助长了那些有从龙之功的近臣的气焰。长此以往，我大隋的律例在他们眼中便会成为废纸一张，做事更是有恃无恐。所以此事必须认真处置，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杨坚板着脸摇头道：“这些朕又何尝不知，可是如何处置才能既不伤了那班功臣之心，又能威慑宵小之辈？”

高熲思量许久，开口道：“皇上，不若拿根基较浅、官爵较低的卢贲和张宾开刀，以结党营私之罪从严惩处，剩下三人嘛，只说受那二人蒙蔽，宣入宫中斥责一番，相信经过此事，他们今后也自会有所收敛。”

杨坚沉吟不语，李穆乃是当朝太师，他见了都得尊称一声“老太师”，而且李氏一门，凡是已经生出来的，无论年纪大小，无论智商高低，一律加授“仪同”，手拿象牙笏板的有一百余人，不论是在军中还是在朝中都极有威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以前谁都得多思量思量。

而刘昉和元谐官位显赫，而且在当初自己登基之时也确是出过大力的，这样的人若在大隋初立之时便严加惩处，难免寒了近臣之心，而剩下的那张宾不过是一装神弄鬼之辈，卢贲也不过是一赳赳武夫，在朝中无根无基，就算被一撸到底，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出头。

想到此处，他便点头道：“既如此，就按独孤的意思来吧，切记，就算要从严处置，也莫要伤了那二人的性命，他们毕竟对我大隋还是有功之臣。”说罢大袖一甩走入内殿，给高熲二人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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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昉这五人组的事情已了，不过斛律云还是不得闲暇，自从那日裴仁基的主意得到大伙儿的一致认可之后，他就带着燕飞等人跑遍了大兴和周边的大小佛寺，将里面不少有还俗想法的“伪僧”收入内府，将其培养成说书之人。

对了，裴仁基的主意，是挑选那些能言善辩、靠招摇撞骗为生的假僧、伪僧、以为己用。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

虽然在隋朝之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已经进行过两次灭佛之举，佛教曾一度处于濒临灭亡的危险情况中。可是高祖皇帝杨坚乃是佛门信徒，登基之后，曾于开皇元年发布诏令，不论黎民百姓还是达官权贵都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可谓大兴佛教。这大隋上至天子皇后，下至黎民百姓，多信佛理，所以大隋的佛寺禅斋发展的极为兴盛的。

由于佛门寺院的土地不输课税，里面的僧侣免赋免役，所以有不少人都借着出家的名义逃税逃役，而且当时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所以还有不少能言善辩的破落户也走了出家这条路。这些人平日里靠佛寺里面的佃农、居士奉养，凭着自己的那三寸不烂之舌和比较微末的佛法成为达官权贵的座上之客，游走于朝臣与世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僧侣群体，也就是“伪僧”。

当然了，不管是在哪个阶层里，人都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这靠着嘴皮子说话的“伪僧”当然也不例外。里面混的好的，不论走到哪里，哪怕是当朝大员，见了他们都得尊称一声“大师”，而那些混的差的，也就能哄骗些愚民愚妇，靠着些红白喜事赚点香火钱，经常在温饱的生存线上面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