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政治漩涡（1/2）

六十年代初期，生活中的一切急流险滩对品忠、品英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讲，都是模糊暗淡的，但就是在那段表面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却处处潜藏涌动着一股股强劲的旋涡和逆流。（. ）

那时正是政治斗争风疾雨骤之时，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所有的人整得心有余悸。

杜敬兰为人任意率直，说透点，此人既呆又有点迂，不改书生本色加上资格又老，讲课时常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小组会上齐新顺批评他是想突出自己，他不但不收敛，反而在各种场合陈明自己的观点，抨击齐新顺还有那些反对他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能够从五六年肃反、五七年反右的强大攻势之下成为漏网之鱼，想来也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尽管如此，政治运动的历练还是使他提高了不少，他开始谨慎消沉，不再在公众场合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按他自己的话就是“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但是这次他没有逃过。

老杜是教哲学的，讲哲学的教材主要是苏联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都是固定的模式，你照本宣章就行。如果是政治系的课，可以带着批判的观点从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空想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出发讲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或者再讲讲意大利的柏拉图、黑格尔的小逻辑。如果是给其他系的学员上大课，泛泛地讲讲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就行了。然而这节课杜敬兰却在课堂上自由发挥，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执政党的宗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和肩负的重担，再到吴晗的《论说谎政治》。一讲就收将不住，慷慨陈词，痛快淋漓。却没有注意到课堂上已经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第三节课是学生分小组讨论，一个学生把一张叠得死死的纸条递上来，上面写道：“老师：您在课堂上一再强调吴晗替民请命，要求废止一党专政，废止党治，实施民主政治，您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有什么不满之处。”底下的署名是四个大大的字：“含沙射影”。

下面坐着的学员大都是师、军级干部。

杜敬兰接到这个纸条坐不住了，他抬头看看下面三十多个学员，觉得他们个个都像是写纸条的那个人。

“我刚才讲的决没有这位学员在纸条上写的这样的意思。”下面的人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吭声，因为他们是军人，有严明的纪律的约束。“我讲的是吴晗在国民党时期他的民主思路就十分鲜明和突出。他那时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国民党的所谓的‘人代会’，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权，是操在非法政府的手中的……”说到这里，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个共和，也不过是一党**下的共和，国民党搞的那个‘人代会’，其实与人民无关，是站在反对人民的角度，反对人民的。”

还是不对劲。

老杜的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课后，很快就有人把这个情况上报到教研室。于是杜敬兰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在会上做检讨，把自己的问题一再上纲上线。

就在那天上午的小组会上，齐新顺的发言最踊跃，他敲着桌子说：“杜敬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这样的小组会开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开会的目的当然是帮助你，可你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哪次的检查真正触及问题实质，触及灵魂的。总是避重就轻，我跟你说，这样的认识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这两年学员对你的反映最大，有人说你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又来大放厥词了。’听听，你这是什么意思嘛，明摆着把课堂当作你散布言论的阵地了。”老齐还算客气，本来准备在言论前加上“反动”两个字，最后忍住没说出来。“上次还有人说课堂上有人散布‘五八年的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说‘什么军事院校，直说了，就是部队高级扫盲班’。还说《政治工作条例》过分强调走政治路线，忽视军事训练和军事现代化人才的培养。这些话根本不用问我一猜就知道没别人，只有你杜敬兰能说出这样反对三面红旗大跃进，攻击新中**事院校的话来，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政治工作条例》是**亲自审阅并批准实施的，那你讲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讲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时候，毫无疑问应该带着批判的观点，可你抓住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不放，还说这是最好的教材。你说说你的立场！你讲课时大讲原始哲学的‘天道观’，有这个必要吗？几千年前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雏形与我们授课的内容和目的相去甚远，和马列主义哲学观到底有多大的关联？那么你扯上那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杜敬兰，‘德国一百多年前的那位叫威廉的皇帝是位少有的开明的好皇帝。’这话是你说的没错吧？”齐新顺转向杜敬兰，见对方低着头，他继续说：“‘德国纳粹的制度是相当严格的，根本搞不了贪污，因为他们有一个权利制衡的制度在长期制约着他们。 []’这话也是你说的吧？你是军队院校的政治教员，还是个老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你站的那个讲台是党和人民给你的，你说这些话，你的政治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很明显齐新顺是有备而来，一条条事实出处清楚，证据确凿，根本容不得分辨。

教研室主任李平凡提了一条意见，“我说杜敬兰同志，好多学员反映你上课时爱说外语。我知道你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外语好，有的时候是习惯了顺嘴就来，可是你授课的对象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学院里那么多懂外语的教员，我从来没听说谁上课时候说外语的。我也懂外语，但是我从来不说，因为我知道上课时必须讲汉语，这在我们这里是一条纪律。我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碰到和苏联专家交谈，我就讲汉语，不是我不懂俄语，不少的人都会讲俄语，可是都通过翻译交谈，为什么？避嫌！这一点我想你不是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你懂外语，懂就懂吧，看书、查资料都可以，何必要说出来呢，还在课堂上说，这样影响很不好，显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是不是？显示你高人一等，与众不同是不是？和工农出身的教员不同是不是？这么老的一个同志，为什么有些问题就是不好好想一想，而是屡教不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个问题上犯错误。”

李平凡35年在北平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去了延安，在抗大任教，曾经是抗大哲学教授会的成员。他的资格老，理论水平高，所以一言九鼎，讲话很有分量。

另一个教员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我觉得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虚荣心，而且多少有卖弄的意思在里面。”

“我看还是李主任说得对，杜敬兰的老毛病就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在思想上无法和无产阶级保持一致。你在那个教会学校学的东西，全是资产阶级的，那些个余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还是根本是没打算肃清。”老齐插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