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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尽管肖亦霖很严厉，对他们也没多大影响，除了上课时收收心，其余时候仍是该玩玩。科任老师常用方言这样形容他们“听到上课铃风都吹得倒，下课铃一响狗都撵不到”。

肖然是个特例，不管上下课几乎都在课桌前，不是做题，就是看别人连书名都还看不懂的书。一开始还有同学找他玩，但也常是热脸贴冷屁股。尤其是在见识到肖亦霖对肖然的“无情”后，就更不敢招惹肖然了。

一次数学考试，肖然考了九十九分，肖亦霖当着全班的面，“啪”的给了肖然一个耳光，“这么简单的错误你都会犯，是不是题做少了？”那个耳光的响声震得心思神游在外的同学都瞬间回体，夏生看着自己六十分的试卷，“啧啧啧，有个老师爸爸真可怜，更何况还是自己的班主任，吓人”。

大家生怕影响肖然学习，有什么好玩的也不会带上他。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当然，往后的年级第一都被肖然包揽了。小镇上的孩子哪里懂得什么是学习压力，家长也多没有这个意识。夏生仍是带着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到处“探险”，上山掏个鸟窝，下河摸条小鱼，小日子优哉游哉，好不欢乐。

转眼，这群孩子从街头到了街尾。2003年，夏生上初一。这一年，“非典”这个词带着恐慌传到了小镇上，电视里白色的画面晃来晃去，街道、学校每天都在消毒，进出校门都要量体温，孩子们也被禁足，除了家和学校哪都不许去。

“老大，给”，夏生稳稳接过何文扔过来的鸡蛋和牛奶，这是每天上学路上的惯例，“何文，你吃不完的早饭老给我，你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