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生前身后（1/2）

没吹灭人家的火把，却烧了自己的胡子。

——维吾尔族谚语

花剌子模人（也叫回回人）的后裔赛典赤·赡思丁生前身后都得到了朝野的交口称赞。但是，他的同乡阿合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阿合马生前为大元王朝呕心沥血，大胆改革，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死后遭到了掘坟亵尸的惩罚，还被后人责骂了近千年。

阿合马出生于花剌子模帝国的费纳客忒(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他的青少年是在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度过的。因为聪明机灵，阿合马成为了忽必烈未来的岳父弘吉剌·按陈的侍从。

弘吉剌·按陈把自己年轻美丽的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做福晋的时候，将阿合马作为女儿的陪嫁一并送到了未来的大汗面前，送进了大元王朝的皇宫，成为日后察必皇后宫里的侍臣。

一次，忽必烈带领皇后和一群官员到郊外打猎。突然，一只体型庞大的野猪从密林里窜了出来，扑向了猎手们。野猪扑到了两匹侍卫的战马，然后直接扑向忽必烈骑的白马。

阿合马不顾自己的安危，飞速地跳下马背，抡起长矛，戳进了野猪的肚子。

野猪丢下忽必烈，转身扑向阿合马。

阿合马掏出腰间的匕首，刺进了野猪的颈部。

野猪挣扎了几下，蹬腿毙命了。

忽必烈仔细端详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只见他细高挑的身材，小长脸上长着浓密的眉毛和胡须，是一个标准的回回人。

才华超人的阿合马很快脱颖而出，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

1261年，阿合马出任上都同知，后来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承担了专管财赋的重任。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盐税又是财政的重要税源。禁止私盐和增加盐税是阿合马理财的一个主要方面。

1263年，阿合马针对时弊，向忽必烈奏请设置诸路转运司，加强税收管理

阿合马说道：“太原的老百姓私自制作硝盐到处贩卖。各地的老百姓看到他们的盐价格低廉，便争相抢购。解州（位于今天山西运城）的官盐却卖不出去。因此，每年收上来的盐税只有7500两。我请求从今年起再增加那里的盐税5000两，无论是僧道、军人和工匠都要纳赋。民间私自制盐听其自便。”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主意非常赞同。

打击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行为是阿合马理财的另一个有力措施。

大元的很多蒙古贵族与大商巨富联手从事商贸活动，依仗权势拒不交税，公然违法。

阿合马要为国家理财必然要和他们作斗争，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反对，造成了阿合马后期遇到的灾祸。

阿合马还比较重视开矿和冶炼生产。

1263年，阿合马得知河南钧州（今天的禹州）、徐州等地有很多炼铁的作坊，便组织了3000个作坊为官府炼铁，每年上缴熟铁达到51万吨。官府再用这些铁铸造了10万件农具，与农户交换获得了4万石粮食。

大元成立制国用使司后，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兼领此使职。

不久，阿合马执掌的制国用使司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条节源开流的建议：“东京每年征收的布中有疏恶不堪用的可就地买羊。真定、顺天金银的成色不合的宜于改铸。别怯赤山出的石绵织成布后用火烧却不燃，请派官员组织开采。”

第二天，他们提醒忽必烈道：“国家费用浩大。今年自皇帝到京都以后已支出四千锭钞，恐来年的预算不足，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过了几个月，制国用使司又提交建议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达十六万斤。每百斤矿石可得银三两、锡三十五斤。采矿所需的开支望准许卖锡以给之。”

忽必烈对制国用使司的工作非常满意，采纳了以上的全部建议。

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

阿合马大力推行经理制度。经理也叫钩考，是一种财政审计的手段，主要由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清算钱谷，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例如，地方上有人把熟田冒充为荒地来逃避赋税，有人为避免差徭隐报户口，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造成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一次，阿合马领导的尚书省要求调查全国的户口，颁布条例，杜绝欺隐，增加赋税。

御史台说：“现在到处在捕灭蝗虫，百姓劳扰已甚，清查户口的事稍缓再说吧。”

忽必烈采纳了御史台的意见。

过了一段时间，阿合马坚持自己的观点说道：“近来因军兴之后减免了百姓的赋税，又撤消了转运司官，使各路总管府兼管商税，以致国用入不敷出。我认为，莫如检查户数多少，按远近设立都转运司，酌情增加原来税额，选择廉洁有为的官员分理其事。一应公私鼓铸铁，由官方设局贩卖，并禁诸人私造铜器。如果这样，则民力可不缺而国用也会充实。”

他要求忽必烈诏谕天下：一是在全国核实人口；二是设立诸路转运司，加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由于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扩军征战的需要，钩考钱谷被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

大元刚刚设立尚书省的时候，忽必烈下旨说：“凡选拔任用的各官，吏部议定资格品级，向尚书省报告，由尚书咨询中书意见后才奏闻大汗。”

阿合马却擅自提拔官员，不让吏部拟订初步的使用意见，也不咨询中书省。

丞相安童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忽必烈。

忽必烈听了很恼火，召来阿合马质问。

阿合马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事无大小都交由我办，所用之人当然应由我自己来选择。”

安童无言以对，只好向忽必烈说道：“自今以后，只有重刑及调迁上路总管才交给我来办，其余的事情都交给给阿合马，以便各部门的权限清楚。”

忽必烈微笑着答应了。

忽必烈登基的初期，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没有俸禄，等于公开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阿合马上任以后力主推行官俸制度。他订立条例，减并州县，核定官吏的人数，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俸禄和公田，并且还要考核官员政绩的优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施行起来。1266年，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以后，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各级官吏的俸禄和职田。1270年，他又规范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过暂时停俸禄和减少官俸的现象，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1267年，大名路的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因为盗用官钱受到了罢官的处分。

阿合马还在各路设平准库，用12000锭钞作为钞本买卖金银，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纸币的信用。初期，钞法实行得十分有效，盐、茶等税收都用纸钞，保证了纸钞雄厚的物质基础。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不断增发，开始出现了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1275年，伯颜、努海带领元兵大举进犯南宋，占领了大片的领土。

忽必烈安排阿合马与诸位大臣商议，在江南实行大元的盐法、钞法以及开展药材贸易之事。

阿合马很快提出了方案：在南京、卫辉（今天河南的卫辉）等路按户籍收集药材；在蔡州发售十二万斤官盐，禁止人们私相贸易。

忽必烈认为切实可行。

阿合马为人足智多谋，又会说话。大家都称赞阿合马十分能干。大汗忽必烈也格外器重他。

忽必烈急于建设富强的国家，又见阿合马才气逼人，因此放手让他大胆办事，对他的建议也无不采纳。

久而久之，阿合马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因而开始专权、更加刚愎自用了。

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长期专权，心里很不舒服，便上奏忽必烈说：“大都路总管阿合马之子忽辛手下的人大多不称职。阿合马和张惠把持宰相的大权，做商贾之事，尽收天下之利，受害的百姓有苦无处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