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父子冤家(1/2)
地怕秋季旱,人怕老来难。
——撒拉族谚语
腾格尔是巴德尔的孙子、达来的儿子。由于爷爷和父亲都是大蒙古国的功臣,因此,腾格尔自小就和忽必烈的儿子一起玩耍,享受到皇家子弟的待遇。
自古以来,帝王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十分微妙。父王一般对皇子们怀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延续皇家的江山;同时又非常忌惮他们急不可待,图谋篡权。皇子们多事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又对父王心存敬畏,整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皇家父子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壮的大戏。
忽必烈一共有12个儿子。长子朵儿只早亡。因此,一般都把孛儿只斤·真金作为忽必烈的嫡长子。
1243年,忽必烈召来中原的海云禅师询问佛法之事。恰逢妻子察必生下二儿子。他便请海云禅师为自己的孩子摩顶取名。
海云禅师认为人世间万物当中真金最为珍贵,所以给忽必烈的儿子取了个汉名——真金。
真金在少年时代跟随忽必烈到漠南管理汉地的事务,因此在蒙汉交接的金莲川(在今天内蒙古和河北省交界的地区)生活,接触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任务交给了汉儒姚枢、窦默,并且让腾格尔、土木各儿和刘秉忠的儿子王恂等作为真金的伴读,接受汉家三纲五常和先哲格言的熏陶,把《孝经》作为启蒙的课本。
真金和王恂的关系最好,对他百依百顺,经常听他灌输为学之道和历代治乱的道理。真金对汉学十分感兴趣,勤学好问,与王恂的关系比其他蒙古贵族孩子的关系还要好。
腾格尔对真金轻视蒙古本族的传统、崇尚汉学不以为然。他们之间渐渐地产生了分歧。
王恂朝夕不出东宫,陪伴在真金的身边。其他汉臣的子弟也与他相处融洽。
忽必烈对真金的期望很高,在真金18岁的时候封他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建立枢密院之后,忽必烈又封20岁的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
真金实际上每月只有两次到中书省巡察一下,平时把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王恂去处理。
真金的做法让腾格尔的心中十分不满。他回家的时候向父亲达来发牢骚道:“燕王真金过分亲昵汉人。平时只关心汉诗和汉事也就罢了,如今把自己的工作也交给了汉人。”
达来低声对腾格尔说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不要到处乱说。真金可是大汗瞩目的接班人啊。”
腾格尔不高兴地说道:“让这样的人领导大元,岂不是亡国之君?”
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举办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贤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统治权以后,
姚枢、张雄飞等汉人大臣纷纷建议他采用汉地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汗位有序接班。
1273年3月,忽必烈采纳了汉臣们的建议,下诏立30岁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
真金从小耳濡目染汉人的文化,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他的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他喜爱讨论儒家经典与历代史籍,经常与诸王近臣在习射空暇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典。
每当忽必烈生病的时候,真金特别孝顺,整天守在病榻旁边。
他听说母亲察必皇后中风以后,连衣服还没有穿好就前赴探望。
察必皇后去世以后,他终日不吃不喝,深切怀念母后。
他穿的衣服洗不出来了,命令侍臣重新染色还要继续穿。
侍臣提议换一件新衣服。
真金说道:“即使做上一百件新衣服也不难。我看这件旧衣服还没有破,丢掉太可惜了。”
总之,真金是大元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
1274年,真金奉大汗之命赴甘肃的临洮,护送前一任帝师吐蕃人八思巴返回吐蕃的萨迦(今天西藏的萨迦)。
腾格尔本来借此机会回家。
忽必烈却要求腾格尔陪同真金前往吐蕃。
腾格尔跟着真金在吐蕃滞留了两年。他看到真金不仅担任施主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今天西藏日喀则县曲弥)举行盛大的法会,由八思巴现场讲经,向7万多名喇嘛供应饭食、黄金和袈裟。参与者加上老百姓多达10万人。
腾格尔发现真金对佛教特别入迷,请八思巴讲授佛教的基本教义,还编写了《彰所知论》。
腾格尔在吐蕃负有内政外交的重任,打探征服印度或是从吐蕃北上讨伐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他还掌握了本钦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的信息,回到大都以后向忽必烈启奏。忽必烈很快派遣桑哥前往镇压。
1279年初,腾格尔和真金回到了大都。
这时候,忽必烈对实行汉地法制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
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已经相继去世了。
汉臣的地位降低,一时无力抗衡阿合马,因此都把希望寄托在真金的身上。
汉臣串通了在朝廷为忽必烈服务的道士李居寿。
李居寿借做法事件的机会对忽必烈说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其他的汉臣也在一旁劝谏让太子理政。
忽必烈下令36岁的真金开始参与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的事都先上报真金,然后再奏闻忽必烈。
一次,江西行省献来丰厚的礼品。
真金将礼品全部退还,愤怒地说道:“朝廷让你们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
蒙哥大汗执政期间,佛道辩论均以佛教胜利告终。道教的地位开始降低。
真金最崇尚藏传佛教,对道教也加以扶持。
一次,忽必烈听从大臣的建议,准备烧毁所有的道教书籍。
真金听从道士张留孙的建议,对忽必烈说道:“黄老之言,治国有不可废者。”
忽必烈觉得真金说得有道理,便停止了焚书。于是,道教的地位又有所上升。
真金对回教的态度非常差。
1280年1月,一群前来大元的回回商人因为拒绝食用未按教规宰杀的羊肉,与沿途的驿站发生了争吵。
真金带着个人的喜好向忽必烈建议下旨规定:“今后无论何人宰杀的牲畜,回回人都不得拒绝食用。他们都是我的奴仆,饮食必须随顺我大元朝!”
这一规定使回回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教俗宰杀牲畜,也无法为儿子们举行割礼。于是,大批回回商人被迫离开了大元。中亚的商人也不愿意前来做生意,造成了大元的税收锐减、珍贵贡品缺乏、国外贸易衰退的不利局面。
这其实是真金借机打压包括阿合马在内的回回人权贵的一项措施。真金作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腾格尔对真金的做法很不赞成。两个人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了。
出身南方汉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正好符合了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欺上瞒下的构想。
真金有意想让维兀儿人大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真金对廉希宪表示:“皇上命爱卿领门下省,不要害怕那些小人,我来帮爱卿除掉他们。”
但是,在阿合马的阻挠以及汉臣的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
廉希宪感到非常生气,导致身体不适,不久病重。
真金听说以后立即派遣心腹杨吉丁前去探望。
廉希宪给真金留下了遗言,暗示要除掉阿合马:“一定要铲除误国害民的人啊。”。
1280年7月,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理财有功,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开始大权在握。
阿合马屡次取消实行汉法,逼得国子监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告老还乡。
真金急忙跑到忽必烈的面前请求让许衡的儿子担任官职,另一方面派遣东宫的官员前劝解许衡道:“您不要因为没有公道而担忧,您安下心公道自来。”
真金和阿合马的理财理念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
一次,他们在习箭场相遇,为了一项政策发生了争论。真金恼怒之极,举起手中的弓猛打阿合马的头部,打得他头破血流。
阿合马对皇太子敢怒不敢言。
腾格尔看不下去了。他心想:阿合马好歹也是国家的重臣,真金怎么能如此无礼呢?
他便上前责怪了真金两句。
不料,真金勃然大怒,从此与腾格尔分道扬镳了。
忽必烈看到受伤的阿合马,好奇地问道:“爱卿,你脸上的怎么受伤了?”
阿合马尴尬地回答道:“早晨不慎被马踢伤的。”
坐在一旁的真金当即呵斥道:“你说谎话也不脸红吗?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就说是我真金打的!”
忽必烈顿时惊讶地口瞪目呆,认为真金作为未来的国君无法控制自己的暴躁脾气,实在是沉稳不足。
还有一次,真金和阿合马在朝廷里当着忽必烈的面又争吵起来。气愤之余,他抡起自己的拳头,狠狠地殴打阿合马。
忽必烈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地喝止了真金。
因此,在满朝的文武官员中,权倾一方的阿合马只畏惧真金一个人。
1282年4月,大都发生了阿合马被汉人王著和高和尚刺杀的重大事件。
真金虽然当时在上都陪同忽必烈,但是,他却被人们普遍认为与这起刺杀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忽必烈下令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
阿合马死亡以后,真金举荐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且鼓励他道:“阿合马被杀,你做了中书右丞相。如果你在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就不要害怕改变,大胆地去做。如果有人阻挠,我一定力挺你。”
真金任用了大量的汉臣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谆谆地告诫汉臣们说:“你们学的孔子之道,现在能够派上用场了。应当竭尽你们平生所学,大力推行。”
真金不断推动蒙古汉化的政策,蒙古小孩只学蒙古文字不以为然,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汉文,还亲自请来汉人学者教育自己的孩子。
腾格尔则与真金针锋相对,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习汉文,同时参与了反对真金的党派。
真金虽然雄心勃勃,实际上也只是参与朝政,并没有左右朝政的权力。大元朝廷的大权始终掌握在他那个精明专断的父皇忽必烈的手中。
忽必烈一直对理财派念念不忘,对反对理财派的真金产生了反感。
1284年12月,忽必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到处风传新任的正宫南必皇后僭越干政。
真金和汉臣对此很不满。他指着卢世荣呵斥道:“钱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能每年榨取赢利呢?我只怕老百姓的膏血因此枯竭,不止是害民而已,实在是国家的大蛀虫啊!”
数月之后,卢世荣被真金的汉法派弹劾下台,关进监狱并且处死了。
理财派的领袖桑哥虽然竭力袒护卢世荣,却因为害怕真金而不敢相救。
1285年的春天,一名南台御史上疏说:忽必烈年事已高,应当给皇太子真金禅位,恳请南必皇后不要再干政了。
真金听说以后责怪御史弄巧成拙,心中十分恐惧。
当时,御史台中定额为16个汉人的御史全部空缺,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了下来。
阿合马的支持者达吉古阿散、腾格尔等人得知以后,在忽必烈的面前请求查办各种官吏的案子。名义上是搜索全国隐藏的钱粮,实质上是打算公开这篇奏章。
他们接手御史台吏案,立即要求得到这份奏章。
尚文深知这篇奏章关系重大,推脱说必须得到右丞相安童等人的批准才可以交出。
达吉古阿散和腾格尔将此事向忽必烈作了汇报。
忽必烈大怒,命令立刻交来奏章。
安童等人也束手无策。
尚文以攻为守,很快从阿合马的旧案中搜集到达吉古阿散党羽的数十条罪状,与安童一起商量对策。
尚文说道:“皇太子为天下之本。如果奏章被揭发出来,必将倾覆太子,动摇国本,祸不可言。只有先发制人,变被告为原告。”
于是,安童等人抢先向忽必烈状告达吉古阿散的罪行。
忽必烈看到有人要他退位的奏折,气得怒不可遏,七窍冒烟,厉声责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罪过吗?”
安童带头认罪说道:“我们不会逃避罪行。达吉古阿散等人的罪名在刑律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选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来主管这个案子,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平息纷扰。”
忽必烈的怒气这才消了一些。形势逐渐缓和下来。
后来,达吉古阿散等阿合马的余党被判奸赃罪处死。腾格尔因为牵涉不深,受到了忽必烈严厉的责罚。
虽然如此,真金却因为过早暴露了自己的野心,生怕忽必烈像很多汉皇一样废了自己,郁郁寡欢,积久成疾。1286年1月,43岁的真金病逝了。真金死了以后,忽必烈将皇太子授予真金的三儿子铁穆耳,即后来成为了元成宗。
治国的政策相继遭到了失败。大臣们明争暗斗,乱成一团。心爱的儿子接连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英雄的暮年有心无力。由于这些悲剧的刺激,忽必烈开始大量地酗酒,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变得越来越肥胖。
酗酒和肥胖引起的疾病时时折磨得忽必烈痛苦不堪,生不如死。
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带着刻骨铭心的悲伤去逝了。
作为一个决策千里的帝国征服者,忽必烈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伤痛和浩劫。
作为一个新国家和新秩序的建立者,忽必烈又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他统一了分裂长达几百年的中原汉地。
年迈的达来、努海带领着下一代的腾格尔、陶菲克等人前来为大汗忽必烈送葬。
在刺脸的寒风中,努海冻得瑟瑟发抖。他禁不住呻吟道:“温暖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啊?”
地怕秋季旱,人怕老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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