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二十）（1/2）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中国的立法者和规定的制定者要好好学习这一段。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象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末，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523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524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因为资本家有这种情绪，而赋予他“剩余索取权”。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象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525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526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在英国的议会里，地主和贵族有时会与资本作对一下，而这种作对有时抵消了资本的某些弊端，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忙于招商引资的今天中国，在立法机构里与资本（有时）作对的一方又会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