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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 ）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1t;//pgn>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1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2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1《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2《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3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3《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1t;//pgn>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1t;//pgn>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1。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1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598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1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2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3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4。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1《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2《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3《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4《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曾巩第一节生平政事曾巩（1o19—1o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1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2。“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3。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4。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5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o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1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2《宋史》卷319《曾巩传》。

3《元丰类稿》卷51《墓志》。

4《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5《宋史》卷319《曾巩传》。

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o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o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o8o）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o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o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o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1t;//pgn>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1t;//pgn>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6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1t;//pgn>皆石芒峭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6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第三十六章宋神宗宋神宗（1o48—1o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o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o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o岁。

第一节起用新人推行新政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o65）亏空已达157o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1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1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3。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o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1。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2。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3。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4。相反熙宁三年（1o7o）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o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o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1。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o75）二1《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2《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3《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4《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1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o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2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3。熙宁六年（1o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4。元丰三年（1o8o）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1。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2。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o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o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o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1《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o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o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3o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1。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o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2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1《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2《宋史》卷16《神宗纪》三。

第三十七章王安石章惇第一节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王安石（1o21—1o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o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o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o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1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o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2。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1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庆历七年（1o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2。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6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3。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o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4。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5。其中苏轼、苏辙即是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o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1《先大夫述》。

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苏轼：《居士集序》。

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5《鄞县经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3《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o《再议水灾状》。

5《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嘉祐六年（1o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o62）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1。这是王安石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o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o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1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o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2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o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o7o）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1《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2《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熙宁四年（1o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o73）三月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1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2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3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1。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1《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前此论著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参见丙编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

2《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断例》。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o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注。《宋史》卷195《兵志》九。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2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3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1。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2《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3《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九年十一月癸丑。

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o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o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o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吕惠卿（1o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o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1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1。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2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3。“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4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o岁。

第二节章惇（附曾布）

章惇章惇（1o35—11o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1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o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o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o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

荆湖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称南江（今湖南西部沅江上游）、北江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乙卯；《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吕参政惠卿传》。3《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o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注。

1《宋史》卷471《章惇传》。

（今沅江北部支流酉水）合称两江地区时常生部族冲突其他地区的罪犯也不断逃入两江地区。因此宋神宗认为在那里设立州、县政府“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也认为：“非但弭患使两江生灵得比内地不相残杀。”1于是在熙宁五年闰五月派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名进行开。同年十一月章惇先开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湖南中部山区）并于同年新设新化县（今属湖南）次年又在其东北新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同时继续开南北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到熙宁七年正月南江地区基本得到开；四月设置沅州及卢阳县（沅州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麻阳县（今麻阳西南）北江地区也相继得到开。在章惇回朝以后又6续设置一些县、镇、寨等。

章惇在开梅山、两江地区期间官职不断升迁累迁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军器监等职。宋神宗说章惇“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章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2是个将才因而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章惇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挥才能但因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同年五月章惇回朝后还是按照宋神宗的意见去作“吏文”由判军器监、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除主管军器制造及管理事务外主要是让章惇去草拟重要与普通诏旨（内、外制）。同年九月三司失火章惇正在军器监办公即率监内的兵士（厢军）及工役前往救火深得神宗的赏识章惇随后即被改任为权遣三司使主管财政事务。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八月又罢相章惇仍一直都担任三司使。

熙宁八年十月受到邓绾的攻击而罢职出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熙宁九年十月荆湖北湖两江地区的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的少数民族生骚乱于是又改任章惇为荆湖北路府荆南（今湖北江陵）知府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并诏令章惇亲自前往辰州、沅州进行“安抚叛蛮”章惇“受命即倍道疾驰道中坠马伤足”1。次年正月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因母死辞官服丧2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以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也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3。

元丰三年（1o8o）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四年三月以父章俞及弟章恺占民田事而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后改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

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开始实行新官制章惇被召任门下侍郎为副相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戊戌。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o熙宁十年正月庚申。

2《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章丞相惇传》作服父丧按元丰四年时其父8o岁。因此此处改作母死。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己未。参见卷3o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曹王赵頵。当时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o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这次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时并命开封知府蔡京率壮士在外以备捕杀持异议者形势相当严峻但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也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守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使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元丰八年（1o85）三月初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同年五月章惇升为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章惇任门下侍郎此后旧党相继进用。同年十月旧党为了便于打击新党违反正常程序任命其党羽为谏官章惇向高太后抨击此事守旧派指使其党羽以“风闻”此事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1。此后又不断受到各种攻击诬之为奸臣。元祐元年（1o86）正、二月间司马光要罢免役法章惇不考虑安危据理力争还说：“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故有今敝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敝将益甚矣”1苏辙也据理力争因而未能立即废罢免役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旧党司马光出任左相。章惇同月罢政出任汝州知州。十月改任杭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又被守旧党攻击为不当移任大郡而复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下旬章惇为免受更大的迫害自动请求罢职以提举宫观迎养父亲于苏州闲居。元祐三年二月一度起用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但官告却在递送途中被人偷去而未能赴任后虽又改为就近任苏州知州以便奉养父亲章惇感到形势险恶而坚辞新命仍只领宫观闲居。因父死遂守丧仍不断受到守旧派攻击。元祐七年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元祐八年（1o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死后哲宗亲政。哲宗初立时章惇、蔡卞曾说过旧党有废哲宗之事哲宗又受到高太后所派2o名年长宫嫔的轮流监视旧党成员眼中大多也只有高太后而无视哲宗的存在哲宗因此一直谨言慎行以免被废终于等到亲政随后即诏改次年为绍圣元年（1o94）明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绍圣元年罢免高太后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独相直至哲宗去世。其间复行新法不仅对新法有所改进而且间亦有采用元祐法令不像元祐时守旧派执政时那样的一味排斥。元符二年（1o99）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敕令式》章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说明了章惇的政治风度。在打击旧党成员方面他也有所节制但在遭到曾布等人的逼迫时又不能抵制。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1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o元丰八年十月丙子、己丑；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1《宋史》卷18《哲宗纪》二。

1《宋史》卷471《章惇传》。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次日晨向太后召宰执于福宁殿议立皇位继承人宰相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虽然章惇“谓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以至于24o多年之后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不胜感慨地提出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2。

徽宗即位后章惇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九月徽宗将反对他当皇帝的章惇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o1）二月再贬往岭南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o2）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大观三年（11o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曾布曾布（1o36—11o7）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兄曾巩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与兄曾巩同举嘉祐二年（1o57）进士历任州幕职、县令。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始执政即荐用曾布因而得到迅提升曾经“凡三日五受敕告”升官历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要职“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王安石曾说：新“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终始不易”1。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人物之一。

熙宁七年（1o74）春久旱守旧派借口是由于实行改革而导致天旱群起攻击王安石市易法成为攻击的焦点。同年三、四月之际曾布奉诏与吕惠卿了解市易法实行情况当时王安石处境极为困难曾布却背着吕惠卿取证又“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对于市易法实施中“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被曾布奏为：“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2附和守旧派从侧面攻击新法。

同年八月曾布被罢职长期出任地方官及辞官守丧。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召为翰林学士未及到任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五月曾布改任户部尚书。元祐元年（1o86）司马光任宰相后随即向曾布算起他当初推行新法时的旧帐再次被罢而长期出任地方官。

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1o94）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知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惇（独相）。元符三年（11oo）正月哲宗死。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宰相章惇依照礼律两次据理力争反对立端王2《宋史》卷19、22《徽宗纪》一、四。

1《宋史》卷471《曾布传》；《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曾文肃公布传》。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甲申。

赵佶为帝。在章惇第一次提出不同意见时曾布默不作声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看到向太后还坚持要立端王为帝时曾布立即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而且曾“布叱（章）惇使从皇太后命”。其他执政也随声附和遂陷章惇的正确意见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章惇虽仍不赞成也只得“为之默然”1由于曾布的投机遂使赵佶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元符三年十月曾布虽以“定策功”升任右相但在奸臣蔡京的攻击下即于崇宁元年（11o2）闰六月被罢相出任润州知州。蔡京接任宰相后宋徽宗早已将当初曾布拥立自己为帝的定策功抛到九霄云外曾布也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半年内又连遭三次贬降先是免职提举宫观继又降阶官授分司官都是无职事而且限止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同年末再被贬为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安置失去了行动自由。次年再次连遭远贬岭南先责授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后再降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司户参军；崇宁四年徙舒州；五年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自由居住。大观元年（11o7）死终年72岁。宣和七年（1126）谥文肃。1《宋史·徽宗纪》一；《宋史·曾布传》。

第三十八章司马光吕公著第一节司马光孜孜求学手不释书司马光（1o19—1o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