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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1。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2。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o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3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1。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o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o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o63）从2o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o39）至庆历三年（1o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o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o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o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o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o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o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1《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2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3《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1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o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o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o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o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1《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1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o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o68）到元丰八年（1o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o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o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出多封《与介甫书》使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o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o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o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o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o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o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o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o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o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o4）又扩大为3o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吕公著重臣家世吕公著（1o18—1o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o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1父亲吕夷简（979—1o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oo7—1o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1。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1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1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2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3。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o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4。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o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2《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3《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4《续资治通鉴》卷61。

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o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o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o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o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1元祐三年（1o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开启吕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人凡七世。1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2。这对吕学形成、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1《续资治通鉴》卷78。

1《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2《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15oooo528_1553_o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2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2《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第三十九章沈括第一节生平沈括（1o31—1o95）1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沈周（978—1o51）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o15）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著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

皇祐三年（1o51）十一月沈周在杭州去世。至和元年（1o54）沈括父丧服满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此后十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事务繁杂但沈括兢兢业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他先采用安抚措施平息了一场县民抗官的斗争。接着着手整治该县长年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得良田七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展。继沭阳治沭后嘉祐六年（1o61）他任宣州宁国县（今属安徽）令通过实地调查力驳众议动用八县1.4万名民夫费时8o天重建万春圩垦辟良田127o顷使数县受益。

嘉祐八年（1o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o66）沈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编校昭文馆书籍删定三司条例。因馆职清闲故沈括有较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天文和历算为日后从事历算仪象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熙宁五年（1o72）时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采取多项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和改革。先是整顿机构罢免六个庸官招募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充实机构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任用卫朴编修新历于熙宁八年（1o75）修成《奉元历》；第三针对原司天监的观测仪器破败不堪难敷应用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沈括写出《浑仪》、《浮漏》、《景表》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圭表等。在得到允准后即着手研制于熙宁七年（1o74）完成新仪的制造。因制新仪之功沈括被升迁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沈括生活在北宋中期这时的宋朝外有辽、西夏的侵逼内为冗官、冗兵、冗费所困财政危机深重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统治不稳。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继范仲淹等人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又再次倡导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史载：“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1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推行新法的重要活动多次出京前往各地视察。熙宁五1关于沈括的生卒年代学术界有五说。此处采用胡道静的说法。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99页。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

年（1o72）沈括奉命治汴。汴河水利是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中一个重点工程自熙宁二年（1o69）开工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屡遭守旧派的攻击。沈括通过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熙宁六年（1o73）六月沈括奉命出访两浙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诸使兼察访。七年（1o74）八月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主要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他向朝廷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31项建议。同年九月受命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使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同时沈括还钻研阵法与城防重订《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熙宁八年（1o75）沈括奉旨出使辽朝与辽朝宰相商谈宋辽分界问题获得成功。归来后撰成《使契丹图抄》描绘辽之山川、道路形势与人情风俗进呈朝廷。同年十月沈括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主持宋朝财政。他推行新法改革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

熙宁十年（1o77）七月沈括因主张免除下户役钱、轻役依旧轮差遭御史蔡确等人诬劾被罢三司使出知宣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o8o）五月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不久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军事统帅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屡立战功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在元丰五年（1o82）九月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北宋损失官兵万余人夫役无数。沈括在此次战役中虽竭尽全力阻止西夏军的继续前进但他身为主帅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纠正钦差徐禧的错误导致宋军损失惨重应负有一定责任。十月朝廷以“措置乖方”罪降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限他居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八年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在秀州安置。熙宁九年（1o76）沈括奉诏编修天下州县图至元祐二年（1o87）完成。元祐三年他将五易其稿费时12年精心编制的《天下州县图》献给朝廷才被允许任便居住。元祐五年（1o9o）沈括迁润州（今江苏镇江）朱方门外梦溪园定居。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恬淡而平和地度过了他的晚年。绍圣二年（1o95）沈括病逝享年65岁。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1。据胡道静的统计沈括著述近4o种分为易、礼、乐、春秋、仪注、刑法、地理、儒家、农家、小说家、历算、兵书、杂艺、医书、别集、总集、文史等17类。今存的仅《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和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41卷仅存19卷）等五种其余多已亡佚。2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其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为26卷连同《补笔谈》3卷《续笔谈》11篇。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6o9条。有关历史（包括考古）方面的记述至少有12o条以上。有关自然科学条目占255条约为全书的42％内容涉及自然观、数学、物理、化学、天学、地学、生物、医药、工1《宋史》卷331《沈括传》。

2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第1151—1154页。

程技术等诸多领域。书中反映有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些忠实记录如喻皓的《木经》、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料。《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曾称此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

第二节科学成就天文学沈括奉命兼任提举司天监后先采取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并保举精于历术的平民卫朴进入司天监编修新历。熙宁八年（1o75）《奉元历》编成并颁行。后在沈括的建议下《奉元历》又根据实测资料重修在宋代行用了19年。沈括对天文仪器也有重大的改革。浑仪是中国古代用来观测天体运动的仪器。沈括在深入分析历代浑仪缺点的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如取消了白道环放大窥管上孔径以扩大视域及缩小下孔径以适宜于人目观测设法校正极轴位置等。经改进的浑仪结构简化使用方便测量精度也有所提高。沈括改进的计时仪器浮漏利用漫流中表面张力的补偿作用来减少液体粘滞性随温度变化而对流量的影响以便消除由此引起的计时误差提高了计时的准确性。他利用新制的浮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如认识到在一年之中每日的长度并非常量并据理推断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此外他还对测日影的圭表做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说明改制仪器的原理沈括于熙宁七年（1o74）七月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这三篇著作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关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并不固定而节气对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为使节气与月份之间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沈括大胆提出了一种纯阳历的历日制度即十二节气历法。他认为最好是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要用十二月。如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以此类推；大月31日小月3o日大小月一般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在历书上加注朔望以表示月亮的圆缺。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它完全以太阳视运动为计算依据按节气定历既简便易算又有利于农事活动的安排。但由于这种纯阳历否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阴阳合历不可避免地招致“怪怨攻骂”而难以实行。可是沈括却满有信心地说：“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1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如现行的公历《格里历》）其实质与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是很相似的。

数学沈括的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的数学史家三上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1沈括：《补笔谈》卷2。

义夫称之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1。

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的隙积问题即垛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设堆垛体的上、下宽分别为a和bsp;个物体上、下长分别为b和d个物体高共有n层则依《梦溪笔谈》原文所述堆垛体的总和s=p6［（2b+d）a+（2d+b）c+c-a］这一公式是完全正确的。沈括的隙积术是《九章算术》中“刍童术”的展并构成了其后二三百年间关于垛积问题研究的开端。其后南宋的杨辉和元代朱世杰等在此基础上创立垛积术解决了许多更一般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的另一项数学成就是创立了会圆术。会圆术是在丈量田亩中提出来的。沈括说：“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2这是关于已知弓形的圆径、矢高求弓形的弦长和弧长的方法。沈括是中国第一个对弧、弦、矢之间关系加以考虑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下列近似公式：1=bsp;=2r22drb——2其中1为弧长d为直径r为半径b为矢高bsp;为弦长。会圆术也是后来天文计算中常用的重要公式。

物理学（1）光学沈括研究过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他通过反复观察和实验得出了较《墨经》等更前进一步的结果。他指出用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被称作“碍”的点（即现在所说的焦点）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像；在此点上不成像；在此点之外成倒像。他还用窗隙、橹臬、腰鼓等常见事物来形容凹面镜成像现象试图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尽管这些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不失为极有益的尝试。他对凸面镜、平面镜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地解释了古人制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他指出：“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1说明他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月亮的盈亏现象沈括做了模拟实验。他用一个弹丸将其表面一半涂上白粉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从而直观地和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的盈亏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磁学沈括对指南针的研究是有卓越成就的。他由实验得出磁针指向不是正南方而是略偏东这是关于地球磁偏角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指出磁针有四种装置方法即：浮于水面、放在指甲上、置于碗边、以线悬挂并对这四种方法的优劣做了比较认为最好的是以线悬挂法（缕悬法）；他还现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进而推断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磁石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但受科技水平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3）声学沈括通过对某些声学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对声的共振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振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为人们所现其后人们还1［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万有文库》本。2《梦溪笔谈》卷18。

1《梦溪笔谈》第327条胡道静校注本（下文所引《梦溪笔谈》原文均据此本不重复注出）。现了一些消除共振现象的方法。沈括的实验是用简单的仪器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他剪一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之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拨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沈括把这称为“正声”即共振实验。西方直至17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实验。

沈括还对乐律古琴的制作和传声古乐钟的声、共鸣等声学现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地学沈括一生行踪所及几遍大半个中国加上他知识面广善于观察和思考因此在地学领域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熙宁七年（1o74）沈括到浙东地区考察看到“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涯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对于这种地貌他认为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1。指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他还提出西部黄土高原的地形也是同一原因形成的。从而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貌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还根据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含有螺蚌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从而判断这里曾是海滨并进而推断华北大平原是由黄河、漳水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沈括在视察河北边防时非常留意当地的地形、地貌并用木屑、面糊堆捏成当地的山川道路等地形地物。后来由于天气寒冷而改为用熔蜡制作。这种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到官所后再将之复制为木刻的立体地图。这种制图方法在当时很受重视并得以推广以致“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熙宁九年（1o76）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前后花了12年时间终于绘制成《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总图大小各1轴分路图18轴共2o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图。沈括在制图过程中继承并展了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还采用了一些新的制图方法。例如他把过去用四至八到定方位和距离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二十四至即细分为二十四个方位使制图的精密度有所提高。这也是后来元明时期将航海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位的先声。

沈括在视察汴河工程时曾亲自实地测量沿渠各地的水平高低。当时测量地势高低的工具有水平、望尺、干尺等方法是逐段测量然后再将数据汇总到一起但这种做法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很大。沈括所用的测量方法是分段筑堰逐段测量“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1。竺可桢先生曾称这种方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1《梦溪笔谈》第433条。

1《梦溪笔谈》第457条。

2医药学沈括重视并通晓医术。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关论述可见于《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梦溪忘怀录》等著作中。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o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1。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2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第797页。1《梦溪笔谈》第357条。

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2。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第四节多方面的贡献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1。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2《梦溪笔谈》第588条。

1《梦溪笔谈》第366条。

第四十章苏洵苏轼苏辙第一节苏洵“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oo9—1o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1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o45）37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久之1。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o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o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o6o）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o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1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oo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1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o37—11o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o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o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o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o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o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o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o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oo）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o1）卒终年66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6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1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1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1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1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6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1。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1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挥。他的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1。主张行文“闲暇自得”2。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3。主张“辞达”4说“辞至于达至矣”5。《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1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2苏轼：《东坡集》卷2o《答毛滂书》。

3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4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5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15403+d4z5w+4165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