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20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27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38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933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9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9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984年4月23日至28日，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935年出生于上海，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958年至979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979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lt;大元通制gt;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93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95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3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95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949年出生于上海。9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993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947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9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987年至988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94年2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97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8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938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9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发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952年出生于北京。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984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990年月至99年2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957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988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发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lt;雁门集序gt;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lt;曾巩集gt;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90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988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952年9月生于上海。982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95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发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958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987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93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98年出生河北唐山。990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954年生于福建晋江。98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995年7月24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3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2，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3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人，仅用了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卷，传3卷，共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5人继续纂修，经过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2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见李善长《进lt;元史gt;表》。

2《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2。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59）至三十四年（0），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78），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9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2《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2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门、47目、239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读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见《元史论丛》第辑，中华书局982年版。

两书分别于93年、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94年和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3）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2。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930年影印本，凡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98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2卷，公牍卷，纂修通议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33）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2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2，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3。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2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3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9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4）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989年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2）前后”2。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5卷、4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4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2980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西游录》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2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22序》写于己丑（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92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927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98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93—25）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48—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238—25）。己卯（2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8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22）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3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月8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224）回到燕京；丁亥（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22），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7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92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240）使北。淳祐三年（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232）和乙未至丙申（235—23）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925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247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发，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4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2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0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98），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00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98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3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平宋录》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卷，其中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320），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3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99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首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983年，四川重庆发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39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45）。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卷，志39卷，表2卷，传50卷，目录2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8年，迄于392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主在位期间（200—38）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957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lt;明氏实录gt;》，《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983年。第四节笔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齐东野语》20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988年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4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983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285—3）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340）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3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97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292—34）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3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959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0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2。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00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丁国范《lt;静斋至正直记gt;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辑，98顷堂书目》卷十二《类》。

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924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320年前后”；938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93年月《大陆杂志》第2卷第期发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3。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959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3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政书《宪台通纪》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33）。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年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地方志研究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发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发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0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册，计787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陆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30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00册，300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本”。

本书的编纂时间前后长达8年之久。本书是一部地方总志，涉及面广，《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情况，均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书，《大明一统志》当亦以此为蓝本。

此书所引事迹，如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书中延安路狄青、韩琦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据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现存的元末脱脱所修的《宋史》所致。此书于元至正六年（34）曾有刻本，今仅存其残本。明万历进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称“《元一统志》一千卷”，表明此书当时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国图志》载“闻国初昆山徐尚书修一统志时，元一统志尚存，而灾于传是楼之劫。”2本书散失经过，于此可见一斑，金毓黻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0卷，名《元一统志》，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间人，大德五年（30）任乌撒（今云南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作者在其任职期间，“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3。原书早佚。陶宗仪《说郛》收有卷，为“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较为详尽的文献。

本书现存《说郛》本以商务印书馆本较佳，而《说郛》宛委堂本虽亦收有此书，但内容较少。

《至元嘉禾志》32卷，徐硕纂。硕曾任嘉兴路教授。此书修于至元甲申（284），至戊子岁（288）刊行。此书记元嘉兴路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郡名。全书凡43门，序次甚详。“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廨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旧文耳。”本书有清道光十九年（839）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冯福京修，郭荐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荐，乡贡进士，鄞县教谕。书成于大德二年（298）七月，原本卷首有三图，故名图志，今图缺而志存。全书分为8门《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多记当代事，然较简略，对了解当地赋税、学校、寺观及其占地状况等均有史料价值。

2《海国图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3虞集《云南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钱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吕桂孙纂修。书成于大德八年（304）。原书20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卷六至十），其中有关元代广州的赋税、物产以及舶货等记载很有价值，特别是卷七《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本书除上述残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乐大典》残卷中亦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广·广州府》门。

《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齐乘》、《至正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20卷，袁桷（2—327）等撰。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自大德初年起，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国史院编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传。书成于延祐七年（320），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等2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风土掌故，本书材料较丰富，考证较精审，为当时所推重。

原书20卷，现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库全书》本。

《至顺镇江志》2卷，俞希鲁纂。希鲁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从其父德邻侨寓镇江。曾官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宋濂为其撰《俞先生墓碑》。此书前列郡县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风俗、户口、土产、田土、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等27门，研究元史的同行们认为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好处。例如，书中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珍贵的史料。

本书常见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842）丹徒鲍氏刻本，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齐乘》卷，于钦纂。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国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总管。时人柳贯为之撰《于思容墓志铭》。此书所叙以益都、般阳（治今山东淄川）、济南三路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东阿等州县，分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库简明目录》称本书“首尾淹贯，而叙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极为有法。”其实此书着重古今沿革，对当代制度等则甚为简略，为人们提供的史料并不多。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见《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书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见的有乾隆四十六年（78）刊本。

《至正四明续志》2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340）任庆元路（治今宁波）总管，续补《延祐四明志》而撰此书。书成于至正二年（342），内容有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等类，其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为研究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无锡县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5卷，张铉纂。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书成于至正四年（344），分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7门。本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补本传世。《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惟书名误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卷，杨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苏太仓，系当时一个新兴的港口，此书载有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常见版本为《太仓旧志五种》本。

《无锡县志》4卷，王仁辅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读书，颇有学问，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瓒。是书成于至正元年（34），四库馆臣谓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确。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谓是书作者为“元巩昌王仁辅”，共3册。

《析津志》熊梦祥撰。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监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本书创造了条件。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书中对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庙宇、人物、风俗、学校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惜原书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佚而成，名《析津志辑佚》，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窥其梗概。

第七节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元文类》70卷，本名《国朝文类》，苏天爵编。本书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总集，编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条。苏天爵以20年的努力，“搜摭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其编选与取舍的原则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全书共收诗、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为文），按文体分作43类。时人陈旅评论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

《元文类》对于元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如史料价值极高的《经世大典》现已不存，但我们从《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内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显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宋子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们的部分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第二，是书收有当时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而现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现赖此书得以恢复其部分原貌，故《元文类》又有校勘的价值。

本书版本通常以《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大字本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0卷（缺7卷，实存43卷），周南瑞编。南瑞字敬修，安，乡贡进士，《元史》无传，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不如《国朝文类》丰富，但其中有些诗文亦为他书所无，如黄文仲《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赵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况。本书有《雪堂丛刻》本。

《元诗选》清顾嗣立（5—722）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博学工诗，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繁富。全书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为十集，惟癸集为全书附后之总编，因此初、二、三集均无癸集。本书为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属选编而非全集性质。编者当时通过各种途径据以采择的元人专集几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书有顾氏秀野草堂刊本，98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出初集、二集、以上均见陈旅《国朝文类序》。

三集共册）。

《遗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许文正公遗书》《遗山文集》40卷附录卷，金元好问（90—257）撰。作者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兴定五年（22）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构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元好问于金末在学术上名重一时。本书凡诗4卷，文2卷，其中记序、碑铭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丰富资料。通常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湛然居士文集》4卷，耶律楚材撰。本书是别人据楚材作品而汇编成集，最早编成于公元233年，共9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本书的前9卷，写于公元233年以前。后来又有人补辑了公元233—23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2。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则谓“《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书都事宗仲亨辑。”

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是书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向达在其校注《西游录·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东归，“并不如旧史所说扈驾归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长春西行的那条路。由阿里马北行过阴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东经轮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肃州”。向先生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即参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辨邪论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及卷三《过夏国新安县》诸篇。谢方在其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关于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的事迹，就是一例。本书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诗，是作者亲至其地身历其境而写成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书过去通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此外尚有《渐西村舍》本和据它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居士集》35卷，今未见，不详何人所辑。《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记载是书35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钱氏撰《补元史艺文志》时，殆亦未见此35卷之全貌。中华书局于98年出版本书的谢方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上述诸本，书后收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金史》卷一二六有其传，甚简略，郝经为之撰《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2参见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页，中华书局98年版。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等作为附录，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卷，郝经（223—275）撰。本书全称《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曾为忽必烈藩邸旧臣和重要谋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被宋相贾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达年之久，至元十一年（274）始得还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传。本书对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常见有清乾隆三年凤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

《许文正公遗书》2卷，许衡（209—28）撰。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本书中的《时务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对研究元初政治情况很有价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四年江学诗刻本《鲁斋遗书》4卷，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山先生大全集》、《秋涧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楼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卷，胡祗遹（227—293）撰。作者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元史》卷一七○有本传。其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期间，对政事颇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书中之序记碑铭，亦可据以考证史书，本书常见有《三怡堂丛书》本，惜其中有关北方民族之专名已被妄改，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00卷，王恽（227—304）撰。作者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北方儒士。历官世祖、成宗两朝，生平凡五任风宪，三入翰林，遇事论列，随时记载，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传。本书是了解世祖、成宗两朝政治、经济、典制及农民起义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记》载世祖中统初政务甚详；《乌台笔补》记任职御史台时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条；《玉堂嘉话》则是对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记；《论草寇钟明亮事状》为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经常引用。又，本书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共84篇，涉及人次，在这些人中，《元史》有传者仅0人，其中大部分均为不见于《元史》记载的地方官吏，其事迹可补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为定宗、宪宗时奉命至襄汉间的互市官，《浑源刘氏世德碑》记刘祁、刘郁事详于他书等均是证明。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初编本，系商务印书馆当年据明弘治刊本影印。985年4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有此书，系据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补本影印而成，虽间有残损不清处，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颇为珍贵。

《藏春集》卷，刘秉忠（2—274库》馆臣谓“原书十卷，今佚其杂文四卷，惟诗仅存”。现存作品多是作者随从忽必烈在藩府和进攻大理时的咏唱，对了解元初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商挺（元世祖时期的名臣）编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清钞本。另985年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此书，系依明天顺刊本过录之旧钞本影印。

《雪楼集》30卷，程钜夫（249—38）撰。作者本名文海，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预修成宗、武宗两朝《实录》。本书涵诏制册文0卷，序记书文5卷，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等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本书常见有清宣统庚戌（90）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台湾孙克宽曾撰《程钜夫与其雪楼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吴文正公集》、《圭斋集》《牧庵集》3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史》有传。燧之学得于许衡，是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文章巨匠。许多名臣世勋、官宦富室之家都争相求他撰写碑铭墓志、记序之文。泰定元年（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顺三年（332），门人刘时中刊行其全集50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记序59篇，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88篇，及诏制诗词经义等文，约当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汉语人、地名等均被改译，至不可识，需用《元文类》及抄本或其他资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5卷，马祖常（279—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顺帝朝，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江南行台中丞、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在职期间，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参加修撰《英宗实录》。

本书因作者所居号“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诗赋5卷、文0卷、附录3篇（虞集撰《桐乡阡碑》、许有壬撰《马文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记》），保留着许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颜、燕铁木儿等碑铭，均可补正史之阙。元人苏天爵编撰《元文类》，选其文集中篇章多达2篇。还间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石田山居》、《室妇叹》等。现存版本有至元五年（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系苏天爵编次祖常诗文，请于御史台，交付扬州路学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493）熊翀刻本，凡5卷，附录卷，是清《四库全书》所依据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吴文正公集》00卷，吴澄撰。又名《支言集》，为其孙吴当所编。

前90卷文，后0卷诗，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碑、铭、表、志部分，诸如董士选、洁实弥尔、伯都（忙兀氏）、邓文原神道碑，岳元镇、赵思恭、邢聚、述哥察儿墓碑，董文用、张弘刚墓表等，均可补正史之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碑、铭还保留了许多宋、元道教的宝贵资料。

有明永乐四年（40）、宣德十年（435）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间刊行的《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本，乃是将百卷本归并而成。通行的版本为清乾隆五十一年（78）万氏刻本，题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47卷，卷首卷、外集3卷。

《圭斋集》卷，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宋欧阳修之后。延祐间举进士第，任太平路芜湖县尹。致和元年（328），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文宗时，参预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关于此集，揭傒斯序称原本44卷，为欧阳玄门人王师模所辑。有诗流者3卷，鈆中者0卷、驱烟者5卷、强学者0卷、述直者3卷、脞语者3卷。而宋濂序则谓原集多至一百余册，毁于兵火，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卷，由其孙佑持编。两本皆已失传。今存本为其宗孙铭、镛编辑，于明成化七年（47）由刘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据以重刊。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卷，袁桷（2—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0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容居士集》凡辞赋2卷，诗4集，文34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4卷，补遗卷。揭傒斯撰。傒斯（274—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卷，续集2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卷已佚而余30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08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黄溍撰。黄溍（277—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卷（内诗2卷和文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0卷（诗3卷，文37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0卷，虞集（272—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种。即《道园学古录》50卷、《道园类稿》50卷、《道园遗稿》卷、《翰林珠玉》卷、《伯生诗续编》3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34）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0卷、应制录卷、归田稿8卷、方外稿卷，共计50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45）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卷，是虞集传世5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34），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4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刘元珠《lt;道园类稿gt;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卷第、2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卷，许有壬（287—3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卷，序记4卷，碑志2卷，公移4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3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卷（其弟有孚编），续集卷（五世孙颙编），附录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ol-ui’uфatoba’a，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iggisqaqa-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8k-3hneoЧnhгncx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935拉丁字音写本94dermog-ole德文译注本94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94（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947o-bhiya近代蒙文译本949smog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949（土）hmedtemirmoglri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950（伊朗）tarih-isirri-yemoghu波斯文译本（据elliot法译）

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955捷克语译本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sure）

957oЧoo新蒙文译本（97年再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