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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在北京、桂林、镇江等地的遗物中以北京北部居庸关内镇的云台最为著名。云台现只存基座据考证原来上部有三座喇嘛塔。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都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2。
元代伊斯兰教建筑部分采用中亚的形式如新疆霍城的吐虎鲁克玛札建于公元十四世纪矩形平面穹窿顶大门镶嵌白、紫、蓝色琉璃砖。元以降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仍旧继承着这种形式并结合地方传统加以展。另外从元代起已经出现了以汉族传统建筑布局和结构体系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而创造出来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现存明代初年建造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都已相当完整成熟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在元代已经形成。水利运河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经唐、宋六百多年的变迁已有很大变化。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宋以大梁（今开封市）为中心。元代由于开凿了通惠河、会通河和济州河使南北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开封大致成了直线缩短了许多路程。这条运河虽然在元代未能挥很大作用但却为明朝改造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济州河从任城（今济南市）开始到安山（今山东梁山北）为止。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动工第二年八月完成。
会通河从安山开始至临清为止全长二百多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动工至六月十八日完成历时仅四个月。由于工期短促工程质量较差河道开得浅窄木闸也不牢固第二年便闸坏河淤不能通航。于是又派人疏浚把木闸改为石闸。
通惠河从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开始至大都（今北京）瓮山泊（今昆明2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湖）止这是通航段。引水段则起自昌平白浮村终于瓮山泊。全长164里1o4步。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由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至元三十年秋竣工。至此京杭大运河全部建成全长17oo多公里1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1ooo公里。
治河元代建都大都离黄河较远2对河患长期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黄河威胁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采取整治措施。在元代各次治河活动中最著名的是贾鲁治河。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也较大。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庐州等戍十八翼军2万人投入治河3。先疏浚黄河故道再堵白茅决口。经过7个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决口堵塞成功河复故道南汇于淮东流入海。这次治河的经过、方法和经验被欧阳玄详细地记入《至正河防记》中。欧阳玄以前治河文献不载治河方法欧阳玄倡记载治河方法使后世治河者能从中得到借鉴。
元代还有沙克什的《河防通议》2卷讲治河的六个问题：河议、制度、物料、功程、运输、算法。是一本水利工程专著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是在沈立《河防通议》（汴本）、建炎二年（1128）周俊《河事集》、金代都水监编的《河防通议》（监本）这三种著作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是宋、金、元三代治河经验的总结。
元代王喜编《治河图略》1卷也很有特色。它以图为主附有图说。
叙述历代黄河河道的变迁及治理。“治河方略”、“历代决河总论”两篇陈述了编者的治河见解。
农田水利元朝的农田水利有一定程度的展。中统元年（126o）在谭澄主持下重修引沁灌区工程中的唐温渠。第二年由王允中、杨端仁主持又在沁水下游修建广济渠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浇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浇灌民田三千余顷1。至元三年（1266）郑鼎主持“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缓解了当地“地狭人众常乏食”的困难局面2。元末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是记载引泾灌区的专著记载了元代延祐五年（1318）至至正四年（1344）这26年间泾水与石川河之间的水利灌溉渠道现状和元以前的渠道遗迹。王祯《农书》则记载了元代江南地区各种农田水利工程及灌溉提水工具。如水渠、陂塘、堤堰、水栅、水闸、石笼、涵窦、阴沟、渡漕、水井等。工具有人力翻车、牛转翻1见《中国水利史稿》（中册）页26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2自金代起黄河改道夺淮入海。
3《元史·河渠志三·黄河》。
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
2《元史·郑鼎传》。
车、水转翻车、筒车等。任仁的《浙西水利议答录》1o卷阐述了他提出的治理太湖的理论3。主要论点是三个：（1）研究太湖水性；（2）三法（疏、堤、闸）并重；（3）通行管领一体整治。
造船与航海由于内河客货运量的增加和沿海新航线的开辟在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元代造船业和航海业获得了高的展形成了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上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元代的造船能力是很高的。如每年仅战船即可建造5ooo艘。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在武昌每年沿长江上下行的船只不下2o万艘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达15ooo艘。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从一个侧面突出地反映了元代造船业的达。除国内贸易和漕运外中国商船还完全承担了东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运输工作甚至出现了许多外国客商只乘中国海船的局面。
元代造船不仅数量大、种类多、性能好而且具备了建造大型以至巨型船舶的能力。《元海运志》称：“延祐（1314）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这种大型海船载重量已达12oo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南洋见到的中国船其大者有12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艘船上有水手6oo人兵士4oo人且有随行供应船三艘。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谈到元代海船的构造时说泉州所造的大型海船船身用枞木或松木制造甲板上有舱房6o间左右船尾有一舵船上有四根桅杆其中二桅可随意竖倒。甲板下的船舱用厚木板隔开分成13间货舱隔舱板与船壳牢固地钉合在一起。这种水密隔舱结构既便于货物管理又可加固船体尤其是当个别船舱破损进水时可及时修补或继续航行而不致全船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使人员和货物的航行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自宋代明指南针以后水罗盘很快便成为航海中普遍使用的最主要的导航仪器。根据指南针的针位确定的航线就是“针路”详细记述针路的专书或记录本称为“针经”、“针谱”或“罗经针簿”。针经一般都记明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抵达港口等内容有些还载有浅滩、礁石、暗礁、水草、沙洲等海上各种危险物的情况。现存最早记有罗经针位的著作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如该书提到他出使柬埔寨时“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洲港口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海”。十四世纪成书的《元海运记》也明确指出“惟凭针位定向航船”。根据针经确定航线是元代在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并进而导致更加简明和科学的3王绍良、黎沛虹：《任仁及其治理太湖的理论》《中国水利》1984年第11期。航海图的出现。
元代在航海技术上的另一项进步是通过观测恒星的高度来确定船舶在大海中的方位。这种航海天文学方法叫做牵星术所用工具是牵星板。牵星板是一副十二块大小递减的正方形木板最小的边长约2厘米最大的边长约22厘米。另有一个四角刻有缺口的方形小象牙板。两者配合使用就可以测得所见恒星（如北极星）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再算出船舶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了他搭乘我国海船经南海回国的情况其中说到航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载说明当时我国船工可能已掌握了牵星术。明代的李诩《戒庵老人笔记》、《郑和航海图》中所收《过洋牵星图》等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牵星术、牵星板及其使用方法。
兵器元代的冷兵器以弓矢为主。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元军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兵器的特长因此元代冷兵器种类、形制复杂质地精良。单就蒙古兵而论蒙古以骑兵为主恃弓力强、带箭多取胜长短兵器则有可刺、可掷的标枪和近战用的刀、斧、剑等。蒙古人也很注意展抛石机成立了专门的“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如公元1236年攻金凤翔城时仅打城的一角就使用抛石机四百座。公元1273年元军攻襄阳用西域人亦思马音所造的抛石机射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元史》描述它的威力说“机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后来人们称这炮为回回炮（亦称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比以前的抛石机有很大改进它能抛射一百斤以上的石弹而不用人拉绳子这对抛石机来说是一项重大革新。襄阳战后宋人也仿造回回炮。宋亡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搜罗两淮能造回回炮的新附军六百人和蒙汉人到京师除大量制造回回炮外还造有十五梢、九梢、七梢、五梢、三梢等抛石机。另外蒙古人灭金以后也开始造弩据《元史》记载有神臂弩、折叠弩、神风弩等类其形制不可考据说神风弩可射八百余步类似宋代的床弩。
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续有展。蒙古人有火器大约是在公元1211年到1215年之间在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人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如公元1218年至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兵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公元1232年蒙古兵围攻金南京（今开封）及公元1233年进攻蔡州时都曾使用火器。灭金以后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公元1258年蒙古兵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兵两次征日本均曾使用铁火炮。到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厘米口径1o.5厘米重6.94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全国农民大起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并已使用铁弹丸。如公元133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公元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公元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今苏州）。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此火器开始从根本上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展。
火药和火器的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多次抵达西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阿拉伯人得悉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新型火器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欧洲人则是从和阿拉伯人作战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的。例如英、法等国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了关于使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1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2石油天然气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油天然气开利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元代又有新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水平的提高。
陕北延长是我国古代油苗记载最丰富的地区元代在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采油井。《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壹百壹拾斤。”在延长附近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此外“石油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这些记载说明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至少在元代就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纳”任务。在此之前人们所取的油苗一般来源于天然油苗而开凿油井采油则以此为肇端。这是中国从简单采集油苗阶段进入到有意识凿井采油时期的标志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石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已掌握石油地质储藏的基本知识。这在石油开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石油成为蒙古军队的有力攻战武器。如蒙古兵攻打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未（乌尔坚奇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页386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恩格斯：《反杜林论》页164人民出版社197o年版。
keursandje）久攻不下于是在窝阔台指挥下利用石油放火焚烧终于攻入城内1。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古兵屡用石油焚烧城池房屋使他们得以迅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原来广布四川境内的盐井、气井这时所剩无几。如四川境内盐产地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近五十个元代已下降到十六个广汉（内江）陵州等盛产盐之地区已无盐业生产2同时四川天然气生产也趋于消亡。此外元代的匠籍制度对手工业者有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成为提高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水平的障碍。1见《多桑蒙古史》。
2《四川盐法志》。
第五章商业与市镇第一节商业元代的商业展与商品流通客观上具备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6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纸币正式作为法偿币与白银等一起通行全国赋税政策又规定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钞币和白银耕织之家普遍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白银以供官赋”1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展。
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向来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这在元廷的一些相关举措中便有明显反映譬如以输税为条件贵族官僚经商不存在任何限制。蒙古贵族还直接利用斡脱放债营利2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运营1。对外贸易6道早已通畅无阻对海外各国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姿态积极招徕后来又实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时还给以较一般贷款轻四分之三的优惠作资本）选人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作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门不得“差占”他们的“家小”亦享有“除免杂役”的优遇；2贸易政策较之前代更显得宽松对进口货物一般只实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实行统制的“禁榷”政策条文。商税税率除一般能以传统的三十分之一为基本标准外又采取“重利诱商贾”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税税率压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税”3。在元廷的促动下各级政府也注意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上述有利条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市场面貌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粮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两淮地区在丰收之年往往以1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2斡脱（突阙语ortaq）意为“同僚”、“伙伴”是进行东西长途贩运而结成商帮的西域商人的自称后来蒙古贵族即称他们为斡脱。详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11252年大蒙古国设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所。
2《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3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羡余”“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4；北方地区常年依赖江浙、湖广等地的粮食供应每年通过大运河及海道北上的粮米达五百万石左右这些漕粮主要供应大都地区的统治者、士兵和官手工业工匠的消费并不时赈济北方牧区居民日用粮则大量依靠南商贩运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1。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粮食除由政府调运补给外同时实行和籴由商人组织贩运。在大统一的国度内“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业生产盛况空前其中马匹多由政府以“和买”、“拘刷”等形式强购强征民间则普遍“私下其直卖之”（《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羊是另一大宗畜产品“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2于是皮类及毛纺织等行业得到长足进步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用畜产品为原料可生产毡毯品种达六七十个产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进入国内、国外市场3。棉布与瓷器是元代商品构成中展势头强劲的品种。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从事该业的民户达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4“商贩于此服被渐广”5。元代瓷器质优量大仅景德镇一地就拥有民窑三百多座年产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件“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区对品种和特订产品的需求瓷器从产地流向不同地区6同时又是一项外销的大宗产品。农业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业原料种植承前代而不衰经济价值亦较可观据《农书》记载楮树（其皮为造纸原料）“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以遍岁收绢百匹”；柞树“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经营漆树的民户有的“资至巨万”。江浙之间广种柑树“利亦殊博”；两广、福建和四川盛产荔枝其中福建所产列为上品“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6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竹货是河南卫、辉、怀、孟一带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义任意砍伐、拘卖“又致南北竹货不通”卢世荣执政后“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这项普通产品已成为区域易的重要商品1。
4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围田》。
1《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构滞车船》。
2王祯：《农书》卷五《农桑通诀》五《畜养篇》十四《养羊类》。
3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5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6蒋祈：《陶纪略》。
1《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2。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6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1。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2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3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4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5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6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7。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2《元史》卷三o《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1《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3《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4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5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6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7《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1。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1。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
1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1《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第二节市镇早期的市是交换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展到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都与路、府、州、县治所以及市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市镇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市镇较之宋、金时代有比较显著的展变化。
城镇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除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与元之路大致为两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宋代版图最广时设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个其中除去原燕云十六州、北方地区、西夏、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的数量仍过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宋代诸州县城镇人户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说明当时工商业展引起城市管理体制的划时代变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实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厢坊制2（分隅、厢、坊、巷等层次）但管理体制展变化更为显著：除四川、岭北、湖广、云南等行省的一些边远地区外路级治所均设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该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与州、县并统于路。大都则设左、右警巡院“分领坊民事”下设四隅辖五十坊；南城区居民区划分为六十二坊后添设南城巡院管辖1（大同路、辽阳县元初均设警巡院改置路所后废罢）。原南宋都临安府曾于宋高宗时设九厢元改路后分设四隅录事司后并为左、右两处录事司2。元代一百八十五个路治所在地绝大部分设置专管城中民户事宜的机构无疑是为了适应中心城市民户增加、事务繁杂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的展程度。一批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陕西安市）、开封西南地区的成都长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仍有所展。原南宋都临安（杭州）继续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3的展势头。在北方地区新兴起谦州、称海、德宁等大批城镇并先后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个政治中心。大都地处金中都东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称新城旧城称南城。周长五十七里有余居民五十多万4。置十2《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1《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纪》二；《元一统志》卷一《中书胜大都路》。2《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3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十。
4大都拥有十多万户、五十万口是一般公认的数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元七年统计中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大元仓库记》载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万”；王恽：《秋涧集》卷二八《宫井七绝》：“波及都城十万家”卷八《日蚀传》：“都城十万家”；宋：《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写元中期大都风物诗：“寂寞东风十万家”；童冀：《尚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仍称明初“燕城居人十万家”。人口数按每户五口计算）。权衡《庚一个城门南面偏东的文明门外号称汇集南方百货的“舳舻之津’正南的丽正门外号称勋贵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外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则门外为“西贾之派”1。城内有各种专门市集三十多处其中最繁华的三处：一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为“人烟凑集”的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等市；二在今东四牌楼西南称枢密院角市；最繁华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段子、皮帽、鹅鸭、珠子、沙剌（珠宝）、铁器、米、面等市。钟楼之北与文明、丽正、顺承三门以南尚有等待出卖劳力的“穷汉市”2。各门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纷呈。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税为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余各行省的税收总数尚不及大都一市3。大都在辽（南京）、金（中都）的基础上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辐射能力空前增大。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畅达四方的水6通道不仅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而且往北连结上都、和林等地往东北经辽阳与松辽平原连成一片并进而联结欧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舟车所通宝货毕来”4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从大都出八达岭往北有东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辖一府、六州、十五县。作为陪都元政府曾6续制定政策扶持它的展“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1“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2。上都地处物资贫乏的高寒地带两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3繁荣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间但元中期的商税收入已达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万二千余锭）4工商业兴盛的景况可见一斑。和林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带动了漠北大片地区的经济展“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5。和林城内形成按行业分工的工商区东门为粮市西门为羊市北门马市南门为牛和车辆市6显示出牧区市镇的特申外史》上记顺帝后至元六年丞相脱脱言：“大都人烟百万”可能系形容扩大之词。1黄文仲：《大都赋》载《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2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
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4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1虞集：《威宁井氏墓志铭》《口北三厅志》卷十三。
2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
3周伯琦：《上京杂诗十》《近光集》卷一。
4《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6卢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柔克义英译本p.22o—221。
点。元代市镇展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统一条件下路、府、州、县等行政治所广泛分布、水6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业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与展。其中尤以南北大运河与海运的全线打通而兴盛起来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远影响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7；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1；济州“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2；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为林百货山集”“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3；直沽口设有接纳运河与海运物资的漕运机构与粮仓延祐三年（1316）改为海津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4。刘家港所在的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本为草莽之地成为海运的主要起运港口后很快就以“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5而著称。七处对外贸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元代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6伊本·拔图塔称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7。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8。广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万舶集奇货”9的繁盛景象不失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1。庆元港主要从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7《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新降盐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
1危素：《扬州正胜寺记》《说学斋集》上。
2《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三《济州》。
3《临清县志·商业》引杨效曾：《临清小记》。
4傅若全：《直沽诗》《傅与砺诗文集》卷四；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蜕庵诗集》卷四。
5杨譓：《昆山郡志》卷一《风俗》；明桑悦：《太仓州志》卷一《沿革》一。6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7《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8《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6章冯承钧译本。
9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州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
1伊本拔图塔语见《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2。澉浦港在南宋后期建立的舶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要冲3。上海于北宋熙宁七年（1o74）建镇大观元年（11o7）设市舶务（司下面的分支机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纺织业的飞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下辖于松江府4。该港主要管理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拥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周伯崎《肃政箴》）也不失为沟通海外的一个门户。
其二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村集这类初级市场普遍比宋代有所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载录了全国县级以上税收点（场务）的分布状况而更下一级的还有大量税收分点它们大都分散在镇、市或要道之处如镇江路丹徒县与丹阳县下属的若干务便设在谏壁镇、丁角镇、延陵镇、吕城镇等地。元代稽察基层地方治安的巡检司也多设在交通要道处这里往往是市、镇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场所有的逐步上升为市、镇有的还升格为县级治所。集市的活跃充分显示出商品经济蓬勃展的趋势。元代中期官府担心在大都郊区“起立集场”会造成“走透课程”、“滋长盗贼”的后果下令“住罢”但集市仍盛行不衰这使官府认识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1在城市和工商业不太达的边远地区集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如云南金齿地区“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李京《云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税”2的征收成为场务官的重要职责之一3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级市场展的面貌。
其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展史上元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4；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2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3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4《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
2《南宁志·赋税》见《永乐大典》八五o七《南宁府》二。
3《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o章《苏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冯承钧译本。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展的状况5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1；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2。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3；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4；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雇佣十多个专为雇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5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展。
5参见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1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引《云间续志》与《五茸志逸》。2唐若瀛等：《余姚志》卷九《物产》引《元一统志》。
3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5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第三节商人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1。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2。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3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4“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5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1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21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期）。
2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3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4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5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1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3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1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2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3。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4。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5。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1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3《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1吴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文集》卷三二。
2《元典章》卷二二《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4戴良：《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5戴良：《一经斋记》《九灵山房集》卷十二。
1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役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2；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3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4；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5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1。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2。124o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3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4。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展官府利用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2《元史》卷三《宪宗纪》。
3杨瑀：《山居新语》。
4《元史》卷一七o《尚文传》。
5斡脱的活动属私营商业范畴后来有望地方官府仿照这种方式营利但已不属斡脱或斡脱钱的本初性质。1程钜夫：《梁国何公神道碑》《雪楼集》卷八。
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3《元史》卷二《太宗纪》。
4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5百姓为之倾家荡产沦为奴婢形成一项严重的社会公害。
扑买课税的恶例开于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o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达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宠臣田镇海的举荐提出以倍额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不听耶律楚材的苦劝当即批准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之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利当然必须额外课征因而“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元史·刘秉忠传》）扑买课税成了势要们致富的又一重要手段。耶律楚材时期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涉猎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万两和一百万扑买燕京（大都）酒课和葡萄酒课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1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岁课为辞”甚至企图买进国库钞本2。国家大量税收的征收权被收买平民横遭盘剥西域商人和权豪势要由此中饱私囊。
四是买卖食盐。盐属于“榷货”除由国家实行官营外另实行给据卖引的商运商销制度。商人购买盐引（“行盐法”）或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市籴法”）便成为有权经销食盐的专商持票赴仓支盐在官府指定的区域销售。盐商的豪富历来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3。因而特权阶层、官吏纷纷钻营图利。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位下的斡脱及官豪势要可“纳课买引赴仓支盐”但支盐时他们“搀越资次恃赖气力逼勒场官多要斤重”卖时又“把握行市”“增价鬻盐”4如一引盐官价十五两“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高价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卖到一百八十两和一百七十两二十一年在大都卖到一百二十两1。元代每引盐重四百斤权贵仗势有的多取至七百斤2。主持盐政的官员乘势贪污受贿至元时两淮盐运使纳纳丁受商贾贿赂多付出的盐计钞二万二千八百锭3。文宗时权臣倒剌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权衡《庚申外史》）。顺帝时马扎儿台也借5方回：《听航船歌》《桐江续集》卷十三。
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
3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盐商行》。
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2《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3《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其子丞相脱脱之势“广贩长芦淮南盐”（《元史·文宗纪一》）牟取暴利。官府、权贵、豪商把持盐市紊乱盐法哄抬盐价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购买“私相贩易”的“私盐”因此私盐贩子不时出没民间特别是“濒江并海”地带更是“私盐公行”（《元史·食货志五》）有的还私下煎煮进行武装“走私”贩卖4。
六是粮食贸易。元代南粮北调主要由官方通过海道和运河组织运输或通过市籴盐法指定商人运粮到指定地点（见前）另外还鼓励客商贩运。大都是粮食的集积地再由此分散到辽阳上都、大都等地区。因此大批粮商常年活跃在运河与北方高寒地区。其中权贵及富商大贾生意越做越大会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挤得水泄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闸”之法在沽头及临清各立一座石闸限制粮船宽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进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贾权要又“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运载量1。在大同一带有专门从事运粮“供饷北边”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仅盗窃的粮食即达数十万石2。元代经商致富的项目远远不限于上述几类如顺帝宠妃龙瑞娇用朝廷颁赐的巨额诸色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文宗时赐予权臣燕铁木儿一所质库3从事典当业马扎儿台还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耗粮日至万石4。大都与杭州亦有豪商酿造“价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5。僧道、也里可温及答失蛮也普遍“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6。种植蔬菜也可财致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7。“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和“官司”人等还纷纷进入云南以“私■”交易当地的黄金、马匹8。商品经济的展促使商业的运营方式和内容逐步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些商人或商业组织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出现了善于经营的商人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业组织譬如在蒙古军占据华北、中原时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据在盐粮买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后来选中具有天时地利的长芦“中市而立权天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元史》卷一九o《瞻思传》；《元诗选》癸集壬卷下《福宁州谣》。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2《元史》卷一七五《敬俨传》。
3《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4权衡：《庚申外史》上。
5《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6《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
7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8《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私■》。
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1。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2。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3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4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5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1；“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2。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3。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
1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文集》卷十九。
26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三。
3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哨遍》。
4《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5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2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3王祯：《农书》卷九《百谷谱》六《果属·荔枝》。
第六章运河与海运元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危素《元海运志》）因而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已是势在必行。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此前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也开通试行。同时从江苏刘家港入海北上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海上运输也开辟全线通航。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创举将中国漕运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1。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2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6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
上述航道迂回曲折、水6转运诸多不便。南宋灭亡后寻求南北径直、便捷的漕路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1于是在试行多渠道运1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栟榈先生文集》卷十二。
2楼钥：《北行日录》卷下《攻媿集》卷十一。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本篇所叙内容凡未另注出处者多见于下面两种材料：（一）《元史》输的同时元廷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山东西部的运河分两段进行。第一是开挖济州河。开挖济州河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为了受纳“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皇家充作“酒材”之用。从事这项专业生产的屯田直属于宣徽院“尚珍署”因此工程的主持者为知尚膳院（宣徽院前身）事、宁夏人来阿八赤。这时的开凿由于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所以工程规模可能不大。至元十八年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步完工。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2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但由于利津一带淤沙壅塞船只出海甚为困难只好改从东阿上岸6运到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后再搬粮下御河。至此除东阿和临清间一二百里的旱路外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
至元二十六年元廷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的运河工程从安山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达临清入御河。工程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定名“会通”。至此南北航道全线沟通。黄河“夺淮入海”后北面的御河故道水势久已减弱会通河开通后黄河的部分水流由此进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运河北段的工程主要在京津地区进行。郭守敬于中统二年（1261）上达的水利条陈中曾提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在今河北武清县）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匮乏仍难免6路转运之劳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提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县境）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元代划直大运河的工程在山东西部进行与此同时东部也开成胶莱河。该工程至元十七年提出动议次年作具体规划以“益都、建莱、宁海”卷六四至六六《河渠志》一至三；（二）《经世大典·海运篇》见于《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o（含卷一五九五o中的《苏州志》）。
2《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济州河》条混载有胶莱河的内容今据诸籍订正。三州一年的赋税“入折佣直”至元二十年初步开成次年十二月第二次大规模疏凿其主体工程可能名“神山河”或“神山桥渠”1。工程南端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由此往东南凿引河通入胶州湾（入海口可能即明代麻湾海口）再由陈村海口趋西北先后达薛岛西十里的马家壕、高密县东北五十里的亭口河与胶河汇合再经平度州（治今山东平度县）西北七十余里入昌邑县界北端入海口在莱州西北七十里。元于此设朱王海口仓。工程总长三百余里2。
胶莱河凿成后曾一度形成一道自成系统的官方漕运路线：南面的起运点是今江苏苏北涟海平原的满浦仓（仓址在今淮安市北面、淮河南岸）往东循“夺淮入海”的黄河河道“易闸者七”进入涟海海口再傍海北上行进通过胶莱河继续傍渤海海岸“篙行”进入天津直沽。
运河的整治与分水点的选择以上是大运河的主体工程此外运河贯通后还针对各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或辅助性工程较重要的有至元三十年为解决通州运粮河供水不足在榆河（运粮河的主要水源之一）上源另开小渠增大流量。至正年间还在通州南高丽庄至西山石峡铁板之间开挖一新河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深五丈宽十五丈使西山古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接通御河。不过金口水上源桑干河水质浑浊流湍势急沙泥易于壅塞河道不甚便于船只通行。扬州运河入元后废旧不甚通畅延祐四年议定疏浚河身达二千三百余里。江南运河也年久失于修浚元代重点施行了开挖镇江运河、同时疏治练湖的工程。一百三十一里长的镇江运河（在今江苏镇江市向南至丹阳市吕城坝之间的河段）“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流”至元、大德年间曾对运河与练湖进行过整修但成效有限。泰定元年（1324）正月十七日运河分三段作坝挡水施工三月四日完工河面开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四尺加上原有二尺水深可积水六尺。随后又修补练湖漏缺将堤面增阔至一点二丈斜高增至二点五丈。同时增置“湖兵”按需启闭斗门向运河提供水源1。元代大运河是有名的“闸河”据粗略统计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为节制诸水会于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有“看闸提领”可见也置有河闸。此外宋代于楚扬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卷十二《世祖纪》九。
2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胶水》卷三《郡邑》。另据《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条载明嘉靖年间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曾循元代旧道考察据以疏凿胶莱新河本文所述元代胶莱河道亦参考王献的考察记录。
1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七《山水》；《元史》卷十九《成宗纪》卷六五《河渠志》二。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2在江南运河河段宋代置有望亭（在江苏苏州西北）、五泻（在今江苏无锡市北）、吕城（今江苏丹阳市东南）、奔牛（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3这些旧闸入元后一般都应予以利用这样元代大运河上的河闸当在一百五十座以上。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最初的闸是一种单闸相当于现在的节制闸堰是较低的挡水溢流的建筑物横截河中以抬高水位但运舟过堰最初须借助人力或畜力牵挽不如水闸灵便。宋代则进一步将单闸展为复式船闸即在水位明显相差的河段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闸门放闸积水必要时又启闸放水抬高下段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有时则在河侧附近造“归水澳”以达到蓄水备用的目的因而复式船闸更加省力、省时可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宋代在江南运河中建置的船闸一般都有上下闸称“澳闸”1可视为复式船闸最著名的则是置有更多闸门的淮安、真州闸2。元代建有上下二闸的复式船闸在通惠河上有八处会通河中四处。建有上中下三闸的复式船闸共两处即会通河上的会通镇闸（在河北临清西南）与济州闸。这些复式船闸的形制有了一些新的展：一、较多采用在两闸间修建“月河”3的方式储积水源以取代宋代较普遍于河侧建造“归水澳”积储水源的方式从月河中放水下行应更为方便；二、今江苏沛县东面的金沟与沽头二闸处于会通河南端为防止大船进入会通河阻塞交通在这两处特设“隘闸”以防止宽船只入河（后来又在隘闸下岸立“石则”丈量大船的长度长也不得入河）但该处地势高峻旱天即水浅舟涩。对关键河段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元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沽头隘闸调整到金沟大闸之南（当在河道岸侧）在金沟与沽头两座大闸间增置一道小型“运环闸”（实际构成了一组复式船闸）并在沽头闸与新迁隘闸之间选空地构筑一道“滚水石堰”（即有一定高度的石坝）使高于石坝的水流随时下行；另于金沟闸上添置木板积水月河内构建一道大型滚水石堰沽头闸月河内也改修一道大型石堰这样金沟闸内的积水可通过滚水石堰下行经下一道滚水石堰流至沽头闸内“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关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克服了高处水浅的困难船只得以逐级上行。
确保水源供给的另一关键是分水点的选择它要求根据自然条件选择2《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
3上述江南运河的河闸均有上下闸其中镇江于南宋时置沿江五闸元天历二年（1329）予以重建称京口闸（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公廨》）。
1《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嘉定《镇江志》引《四朝国史志》；张国维：《吴中水利书》。2详光绪《阜宁志》引山阳冯仲雨：《间园志遗》；《宋史》卷三o七《乔维岳传》；胡宿：《通江木闸纪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3《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载：元祐四年于徐州吕梁、百步二洪“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元代将这种“月河”的形制进一步推广使用。
一个理想点使之最大限度地汇集水源再让这些水源顺畅地分流到上下河道中去。元代大运河中段的分水点选在济州会源闸在这里向东北方向可通过■城（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石堰节制汶水入汶水向西南流至济州与泗水相汇；济州的东南方面是泗水兖州闸的作用是节制泗水使之西南进入济州。会源闸的建造则使集结来的各路水源分流南北达到“临济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的目的。不过从济州往西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1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会源闸水往北分流比较困难从技术角度考察这是会通河运载能力受限的原因之一。明永乐年间重新选择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南旺湖为分水点才妥善解决了原有的矛盾。
漕运的管理及运输概况在至元二十四年大规模实行海运前后元代主要施行海运与河、6、海联运的办法解决漕粮的北运。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漕运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当时以伯颜为统帅的各路大军占领临安但宋将李庭芝、姜才等仍竭力坚守运河必经的淮东之地。元廷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了一批轻捷的“鼓儿船”装载浙西漕粮“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搬至淇门入御河接运赴大都。所谓“涉江入淮”系指粮船北渡长江经瓜洲、扬州顺扬州运河北达淮安入淮河。此后一度着重于旧河运系统的整建：最初在大都设漕运司与提举司分别负责淇门至通州河西务（今河北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中滦经淇门至河西务的水6转运；扬州漕运司分管江南至瓜洲的运输瓜洲至中滦段的押运人员不属扬州漕运司管辖。南北数千里运司并列互不统属“粮道迟滞官物亏陷”。至元十九年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元廷调整了上述管理体制：改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后者除继续管理江南至瓜洲的运输外另将属官一半于瓜洲置司另一半于中滦、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分置上下行司分段管领。每年要求运粮二百万石到中滦取回京畿漕运司的接收字据呈扬州行省备案。京畿都漕运司则统一负责中滦至大都的运输属官一半于大都置司另一半于中滦、淇门上下置行司将江淮都漕运司的二百万石粮食运赴大都。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几经水、6搬迁困难重重实际年运量仅三十万石。于是次年初步开成济州河与胶莱河实行多渠道运输。应该指出至元年间扬州运河尚不甚通畅因此江南漕粮往往要6运至淮安然后一支往西北至中滦另一支逆改道后的黄河送至徐州再经济州河辗转北上；第三支是顺改道后的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行进通过胶莱河北上。为适应多渠道运输的需要元廷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济州1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揭傒斯集》卷十二。
都漕运司）和利津分司（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实行的纲运分短运与长运两种。
短运又称军搬、短搬分两段进行。南段由驻扎在吕城的军队运往瓜洲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从瓜洲运至淮安。每个船队由二纲、三纲、四纲组成不等有管军千户、把总和百户负责押送另由驻扎在瓜洲的江淮漕运总司派奏差一员乘坐站船往来催督并在每只船上树一面白旗上书押运官姓名以约束官船的越轨行为。
长运由雇募的民船承运从瓜洲起运二纲、三纲、四纲不等也由一员奏差监督运至淮安后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进入改道后的黄河然后由中滦和济州分司派来的奏差各领纲船分运两路。
至元二十一年暂罢胶莱河运粮该运道水手、军人各五千充实到内河其他运道中次年又造漕船三千艘充实到通往济州河的运道中去。一般情况下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年运量在三十万石左右济州运道二十万至三十余万石不等胶莱河为二十余万石至元二十二年曾达六十万石。在这前后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已经罢废。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官方先后取消对济州河与胶莱河道的利用元代的南北运输逐步趋归于海道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局面。
海运达以后的大运河对官方来说主要职能是运输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及海外贡物并供使客往来。此外在官、私粮食运输方面仍起相当作用。官运方面可能是将中原、华北等地的屯田粮运往北方立于天津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见下）属下便有荥阳等三十一纲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纲船主要分布于会通河东西的山东、河南境内运输量亦较可观1。
运河上的民运与商运相当活跃。在大都每年官方投放市场的粮食仅三四十万石其他“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2为此元廷一方面多次颁布禁止官船、军人与势豪阻挠、刁难客船的法令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官运的正常进行又不得不对达的商运加以限制。仁宗延祐元年（1314）针对权势、富商以四五百料大船驶入运河阻塞交通的弊端决定在会通河南北的沽头、临清两处设置“隘闸”以限制二百料以上、梁头阔八点五尺以上大船入闸。1《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与卷四一《顺帝纪》四记载荥阳等三十一纲“运粮三百余万石”而至正年间的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祖开会通河“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我们认为这五百万石不应理解为运河的年承运数因为元代海道的年运最高数为三百余万石运河承运能力若与之相近甚至远过此数便无法理解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的基本事实也与前面列举的内河运输的常额相距过远。明代以内河漕运为主大运河真正挥作用亦在明永乐之后而明代运河的运载常额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五百万石应是包括海运在内的各运道运达大都或天津河西务的总数。2《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
但私商“贪利”又改造减舷长船长度达八十至九十尺载重五六百料阻塞现象仍不时生因此泰定四年（1327）又于上述两处石闸下岸立“石则”以限制六十五尺以上的长船入闸。总的说来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3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3《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第二节海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渤海至广东的沿海交通已经展开此后局部的、通贯南北沿海的交通渐趋频繁。两汉时代在今两广南部与越南境内设置了南海、郁林、交趾等七郡这七郡与北方的交通也主要取道海上。海上交通的展以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的提高为条件也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代在东部海域实行全线通航先在漕运业中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格局。
海运线路的选择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海运航线前后有三次变更：第一次航路。从至元十九年次粮运到至元二十八年新航路的开辟共沿用十年。开辟者为朱清、张瑄和罗璧航线大体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至海门黄连沙头（在今江苏启东东部海中）、万里长滩（在今江苏启东东部西南向呈长条形后来部分形成6地）经盐城（今属江苏当时濒海）历海宁府（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可至莺游山（今连云港东北东西连岛）下入山东境由密州（治今诸城）入胶州（治今胶县）界放灵山洋（今青岛南、胶南以东海面）北至浮山（青岛附近）、劳山（青岛东北崂山）、福山（崂山县东）沿海岸达延真岛（今山东荣成沿津岛）东北转过成山（在今荣成成山角）最后进入天津界河口。该航线沿海岸航行迂回曲折“委实水路艰难深为繁重”航期长达两个多月。
第二次航路。至元二十九年由朱清聘请长兴（属今浙江）李福四“押运指引”路线是：从刘家港开洋转过撑脚沙（在今江苏常熟璜泾北江中）至三沙洋子江（在今江苏崇明西北后来大部分形成6地）东北至扁担沙大洪（今启东东南今已成6地）、万里长滩再往东北一千里至清水洋（在北纬34°、东经122°一带）、黑水洋（东经123°以东一带）过黑水洋可见延真岛。西北至成山与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芝罘岛（在今山东烟台北）诸岛进入天津界河。该航道从万里长滩到成山一段取远海航行线路较为径直。一路便风半月可达目的地；风水不便仍需一个月或四十天以上。
第三次航路。至元三十年开辟从刘家港出过黄连沙转西东北取道成山“亦为不便”故“继为千户殷明略踏开生路”。这条新航道是：从刘家港出至崇明三沙东行入黑水大洋至成山以下大致与至元二十九年新航路同。航船至崇明三沙后即避开万里长滩直入黑水洋取远海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此后海运均取这条航道。
除上述主航道之外在福建至浙江、山东半岛或天津直沽至辽东、高丽之间还有一些海上支线1起运港口另有白茆港（在今江苏常熟市东北九十里）、庆元烈港（今浙江宁波市沥港）和福建长乐港（在今福建长乐县东）。元代海运江南粮分春、夏二运。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航四月达直沽五月返航运夏粮八月返港。改道后航期缩短一般是三月起运。
在长达万里的运输线上水文地理比较复杂气候变幻莫测困难险阻不言而喻。为求得安全元人特别寄幻想于海神（天妃）但最实际的还是“高价召募惯熟梢工使司其事”。船工或“凭针路定向行船”或“夜对紫微星直上”。这些“惯熟梢工”和水手在几十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即利用风雨雷电和日象对海洋气象和潮汐规律进行预测预报并编成口诀供船员记诵内容有“潮汐”、“风信”、“观象”等目“虽是俗说屡验皆应”。二是对中国东部海域水文地理进行了较详尽的勘察记录。其中如对避风港的选择、“点篙”以测沙礁的技术等等充分显示了水手们的聪明才智。三是确立港口导航制。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常熟州船户苏显与“老旧运粮千户”殷忠显、黄忠翊等鉴于刘家港北沙浅水暗提出导航方案：由苏显备私船两只作为号船“抛泊西暗沙嘴两处树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并画榜晓示要求粮船于号船两边绕过观旗缨决定行止。江阴州夏港、陈沟等处也有浅沙暗礁延祐元年（1314）七月由江阴船户袁源、汤玙如上法指挥为船只的进出提供了方便。
海运的管理元代海运管理机构的建置相当完备它分为接运与海运两个系统（接运系统详下节）。海运机构建立的情况较为复杂它经历了设置、改善与确立三个过程：设置阶段（约从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二十八年）。至元二十年次海运成功元王朝开始设立两所万户府朱清、张瑄分别任中万户和千户。至元二十四年因海运地位提高始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又增设两个万户府。四年后由于行泉府司掌管者劣迹败露四万户府削减为以朱、张为的两所“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二府设官分职：“正官”包括达鲁花赤和正副万户“领官”包括经历、照磨、译史、奏差是具体管理人员。另有镇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当时规定年运粮以十分为率张瑄六分朱清四分。张瑄所属有三十二名千户按地区划为八翼（后并为四翼）；朱1运粮至辽东、高丽的记载详见程钜夫：《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雪楼集》卷四；黄溍：《江浙中书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平保安庆武襄王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等。
1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清所属有二十七名千户划为七翼（后并为两翼）“翼”的驻地全部分布在苏南沿海地区。
改善阶段（大德七年前后即13o3年前后）。至元三十年朱虞龙任海道都漕运万户提调香糯事（香糯为江南特色品种直接运到大都供皇宫酿酒等用）万户府至此增为三所。大德七年在一场中朱、张失势三万户府又并而为一开府于平江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按地区划分驻地共十一处除浙江的温台、嘉兴、杭州外其余八处都在苏南沿海。
确立阶段（至大四年后即1311年后）。至大四年规定原有的十一处千户所并为七处“温台所”、“庆绍所”和“杭嘉所”分别置于温州路、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和杭州“松江嘉定所”、“昆山崇明所”、“常熟江阴所”与“平江香莎糯米千户所”以及万户府都设于平江。
中书省是负责海运的最高机关江浙行省实施对海运万户府的直接领导并派行省官员监收漕粮提调海运。每次海运开航前万户府须由正官赴港口点阅粮船监督起航；各所千户则须分赴各仓监装漕粮并轮番下海督运。
元初海船的来源一是缴获南宋的战船二是收集沿海民船三是为内河漕运制造的官船四是利用大量战船此外还有朱、张实行包运后动起来的从事海运的民船以及他们的自备船。后来元王朝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舟起运官方也“每三岁更造漕舟”1后两者是船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元末海船多强行征收成分更为复杂。投入运输的船只的最高数目见于记载的是至正三年的三千余艘2。
海船中水手组织分工的情况可以“总漕”楼船即最高指挥船为例船中有水手三百人。千户、火长是船中的“好家主”“事事辛苦不辞难”“火长”可能为五人（或十人）的士兵长兼掌罗盘负责导航；大工“驾舵如驾马数人左右拽长牵”是船中的舵手；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个唱声百人和。何事深浅偏记得惯曾海上看风波”因而可能就是船主召募的“惯熟梢工”3。
从事海运的船户与水手元初主要由军人充任但早在至元二十年立两处万户府时其中一处即“以万户之无军有牌者除充”次年又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船起运船户水手便向民丁的方向转变最终取官兵而代之。船户分属七处千户所其数“凡数万人”1如按明代海船每千石用水手十1柳贯：《柳先生文集·附录》《柳先生行状》。
2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二三《祠宇》。
3贡师泰：《玩斋拾遗·海歌八》见《元诗选》二集戌集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火长》；黄时鉴：《火长》《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1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五至二十人计2元代海运每三百余万石粮水手应达六万余人次春夏二运平均每期三万余人。但至大前有一期春运（岁运额在三百万石以下）用舟四百余艘水手竟达四万余人3。
海运的兴衰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而对它的筹划和组织也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阶段。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在这期间海运的优越性逐步显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至元十三年元军攻陷临安后一方面调拨粮食北运另一方面把缴获的库藏图籍通过海道运往大都。此后元廷着重于传统的河运系统的整建并在山东境内修凿河道实行多渠道运输。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多年内河粮运的劳费始从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听从朱清、张瑄的建议通过海道运输漕粮当年由江淮行省制造平底船六十只行省又委托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另造船只再利用本处军人和官船召雇水手将江南各地的粮食集中扬州往东出海沿海道北上。这次初运粮食为四万六千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与水6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此后海运量便从一二十万猛增到五十七万八千石。于是元廷逐步罢废一些内6河运及海河联运的航线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加强了海运的运输能力。（二）确立阶段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年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委用朱清、张瑄专管海运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岁运之数大幅增长。
前面提到元廷曾设立南北两处漕运司管理以中滦为转运点的漕运。
到了至元二十五年改在天津直沽河西务和大都分别设置都漕运使司前者接纳南来的粮食物资但实际主要接纳的是海上运来的粮食；后者把前者按纳来的粮物收入仓库。这实际是一套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说明海运逐步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于是其他漕运机构相继罢废。
在这过程中负责海运的官员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信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他们原是南宋时的“海盗”入元后逐渐被重用至元二十年次海运成功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次年又分别以2丘浚：《漕挽之宜》下《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沈廷扬：《海道奏疏》（见于《崇明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奏疏》）。
3任士林：《江浙行省奏运海粮记》《任松下先生文集》卷二。
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忽必烈曾对丞相说过：“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1“南人”如此受器重在元代并不多见说明他们确实为元廷解决了国脉所系的漕运大计。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在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这十五年中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分别为四十万石和九十三万石以后激增至一百四五十万石大德七年为一百六十五万石。海运漕粮满足了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三）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1。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从后至元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元亡（1335—1368）。
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衰落破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元史·食货志五》）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海运濒临衰歇“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1。为挽救危机元廷试图用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但很快归于失败于是只得继续乞求于海运。
元末海运残局的维持一是依赖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1王逢：《张孝子序》《梧溪集》卷五。
1郑元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侨吴集》卷十一；虞集：《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