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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o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2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1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o）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2李圭：《鸦片事略》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1李圭：《鸦片事略》。

苗拔毁田地入官。”2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6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o）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1。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更使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华。律劳卑负有英政府外交部赋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广英国的商业活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几处一旦中英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扩大鸦片走私等等。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达澳门。八天后律劳卑未经清廷许可径入广州居住商馆。律劳卑又违反清廷关于中外交涉俱通过行商的规定撇开行商直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卢坤遣人反复晓谕律劳卑有意“违抗不遵”。卢坤令“封舱”企图迫其就范。清廷赞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时指示卢坤于“省城内外及澳门一带大屿山炮台等处务须密派弁兵加意巡逻不动声色镇静防范”1。律劳卑则以武力相对抗。2《清宣宗实录》卷182。

1《清宣宗实录》卷213。

1《清宣宗实录》卷255。

八月初五日英兵船两艘闯进珠江口。当海口炮台各弁兵对英兵船开炮拦截时英兵船边开炮边闯关越隘直驶至离广东省城仅六十里的黄埔。道光帝获卢坤奏报后责令卢坤加强广东战备。由于广东地方当局防备森严加之“封舱”使英商利益受损律劳卑在尚不具备进一步动武装进攻的实力时退回了澳门闯入广东内河的两艘英国兵船也退出了虎门海口。律劳卑事件后清廷加强了广东海口对鸦片的防堵。道光令卢坤严饬舟师在各国商船回帆之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饬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许拢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洋商传谕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对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驱逐对律劳卑武装挑衅的回击以及对广东海口防堵的加强这一切努力依然没有能遏止鸦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后十多年严禁的结果只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人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间的关系也由公开、半公开的6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获得领取提单然后凭提单到趸船取货再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船只将鸦片运进口内分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成千成万箱的鸦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严密畅通的渠道流向全国。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对华鸦片贸易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英国鸦片商人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走私鸦片还将偷运走私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走私的需要英国鸦片商人还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制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展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汹涌泛滥成灾。

鸦片的泛滥还与“胥役包庇关津卖放”密切相关。清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员将弁不少人徇私枉法从鸦片的偷运走私中获取大量贿赂。这种情况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1。收受了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将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官员将弁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商人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后十余年间的所有禁烟努力都归于失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的走私、贩运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规模：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飞棹走私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贩烟者穿行于里巷僻乡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自官府缙绅至工商优隶、绿营兵丁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几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后清廷实行的严禁鸦片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在鸦片流毒屡禁不止、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纹银外流愈多的情况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弛鸦片之禁的议论逐渐抬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广东顺德人何太青罢归回籍后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兜售弛禁理论声称“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1何太青的弛禁论深深打动了许乃济。许乃济据此就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的嘉应名士吴兰修。吴兰修深以为然决定作《弭害论》对何太青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挥。吴兰修认为：“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吴兰修因此主张：“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2吴兰修的《弭害论》被送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塡。卢坤、祁塡“见而心折”。吴兰修大受鼓舞立即约其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卢坤企图以弛禁论来影响皇上因此在上折时以“粤中私议”作为附片将各种弛禁理论呈奏给道光。道光帝不为所动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3。尽管如此道光帝对这种与严禁政策背道而驰的弛禁主张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无疑给了持弛禁主张的官员以希望和鼓励。此后弛禁论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作为其代表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弛禁主张。许乃济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遂使白银“有出而无入”“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对鸦片的严禁还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1《七经楼文钞》卷4。

1梁廷楠：《夷氛闻记》。

2梁廷楠：《夷氛闻记》。

3梁廷楠：《夷氛闻记》。

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以至“报案纷纷”、“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严禁吸食则反而使“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严禁内地栽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在许乃济看来鸦片的输入之所以越来越多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日益严重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皆起自严禁以后”。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方案。这个方案要点有三：一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外商货物“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许乃济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将许乃济的弛禁方案付诸实施其后果只能是鸦片进一步泛滥。然而许乃济在弛禁方案中虚构的“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的前景对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诱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不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传谕军机大臣令将许乃济之折抄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2。这使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其他阶层中因鸦片而获利的官员、商贩欣喜若狂。广东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邓廷桢提出了弛鸦片之禁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对弛禁主张最感兴趣的还要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立即将中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新动向报告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义律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预言：“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义律预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1。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广东地方官员竟也为许乃济的弛禁论张目助阵。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2。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邓廷桢还与祁塡、文祥拟订弛禁具体章程九条入奏称许乃济之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果许乃济之请能获得批准“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3。广东地方大员对弛禁论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广东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邓廷桢等为弛禁论大张其目的奏折被大量传布还被英人刊登在他们在广州办的报纸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2《清宣宗实录》卷282。

1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184o年。

2《清宣宗实录》卷292。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许乃济的弛禁论除了得到广东大员们的公开支持而外“举朝无继言者”。大部分官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持反对态度批驳许乃济弛禁论的奏折纷纷上达朝廷。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对弛禁论的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1防患于未然。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1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1朱樽：《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1期。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当从严惩处”2。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1。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十数年间鸦片泛滥成灾耗银数千万两之巨“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如果这种情况再不加制止“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过去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认为皆非禁烟良策。黄爵滋认定鸦片不是不能禁关键在于如何禁。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败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因此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请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能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1。黄爵滋还请帝勅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时“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给予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2对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这还是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具奏”。一场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讨论在清统治集团内展开。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公布在这一年时间里各有关指定官员纷纷遵命表意见。综观一年的讨论情况在朝廷大员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严禁鸦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这些大员们一致的意见。但是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官员为数甚少反对者却是大多数。反对者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对吸食者论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张重治囤贩。两江总督陶澍是黄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1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成为黄爵滋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给道光帝的复奏中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绕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2当朝廷大员们就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时清廷按照过去制定的惩治律例在全国实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将于京师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七月二十一日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随时惩治广东将备弁丁内吸食鸦片烟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备。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夹带鸦片、铺户代为囤积分销的情况告诫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这一天清政府还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觐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为在全国推行禁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并会议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的禁烟意见。九月十九日皇帝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为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1。同一天又下令将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分别革去其王爵、公爵衔。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的罪名给予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2。道光帝的这个声明使清廷严禁鸦片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对全国各地的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隶总督琦善于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是清廷严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谕宣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他对林则徐的宣召除了因为林则徐曾上折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成绩斐然使两湖地区的禁烟明显走在全国前头。当时两湖地区在短短两个月中即缴获大量烟土、烟具。仅在汉阳县就缴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武昌、汉口收缴烟枪七百余杆。湖南省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使违法奸徒“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1。另外林则徐在禁烟中是主张宽猛兼施的他在严禁时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积久者配制戒烟药丸服食后效果很好“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颜面胖筋力复强”2。林则徐曾将两湖禁烟的实际成效及时向道光帝作了报告充满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3林则徐在八月初上给道光帝的一个奏折中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则使道光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2《林则徐集·公牍》。

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帝进一步坚定了严禁鸦片务尽根株的决心。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陈：“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4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并寄厚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欲与之商议禁烟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达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不久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为了防止外国鸦片烟商人武力破坏禁烟道光帝还授予林则徐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指示林则徐对广东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尽绝根株”。

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奔赴广东。在林则徐奉召赴京和林则徐离京赴广东期间在清政府的严令督促下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可观的战果。在直隶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十三万多两；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四千余两梧州府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余两、烟枪一千余杆；在盛京起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在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缴烟枪一万零一百五十八杆；在云南先后缉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两、铲去罂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尽管这些缉获的烟土、烟膏、烟具、人犯以及铲毁的罂粟花苗与实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预示着长期以来清政府的禁烟已从徒托空名而开始变为全国性的实际行动它也预示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禁烟运动即将开始。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达广州广东很快成为全国禁烟运动的中心。

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在奔赴广东的途中即开列缉获要犯名单责成广东有关官员采取行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九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征尘未洗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与广东文武官员、朋友、同乡晤谈了解广东鸦片流毒情况他造访熟知海防形势的人士规划广东防务；他召募洋行买办等懂西语、知西事的人员“借以探访夷情”；他微服私访深入了解民隐、民情。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林则徐决定以断绝鸦片来源为务。断绝鸦片来源必须将趸船鸦片消除净尽然而趸船停泊外洋即使派遣水师船只缉拿于洪涛巨浪之中缉拿未必有把握。林则徐、邓廷桢等断定外国鸦片烟商大多数当时仍滞留广州迫令他们交出趸船上的鸦片是事半而功倍的良策。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在钦差行辕传见十三洋行商人令他们传谕外国鸦片烟商责令外国鸦片烟商将趸船所储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在谕令中4《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宣布自己的禁毒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深为赞许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还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6交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务尽”2。林则徐得到道光帝全力支持信心倍增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林则徐遵照道光帝谕令将缴获的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向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禁毒决心。

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禁烟、销烟期间清廷于五月初四日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这个钦定的严禁鸦片烟条例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人囤积鸦片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员弁分别议处兵丁杖徒；开设烟馆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栽种罂粟制造烟土及贩烟至五百两或兴贩多次者犯拟绞监候为从极边烟瘴充军；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新疆充当苦差；职官因吸烟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宗室觉罗吸烟者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道光帝将这个章程颁各省令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其“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道光帝阐述颁《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的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内地栽种罂粟影射渔利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朕欲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惮再三训诫特议刑章以期易俗移风还谆返朴。”道光借《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颁布之机再次告诫朝廷大员：现在虽将海贩、窑口、吸食者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对外除此而外的“种种流弊尤应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如有“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从重治罪。傥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1《林则徐集·公牍》。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心玩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1《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清代百余年间颁布的所有禁令中最严厉最周密的禁令对兴贩、栽种、吸食者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免且照常人加等治罪这充分说明清政府企图一举永除积习、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这对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禁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清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展的禁烟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实行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省份因一些官员的迁延观望、因循塞责而收效甚微。然而清廷当时是极力企图在全国推动禁烟的。今天当我们在评论清廷的禁烟时固然应该指出清廷的禁烟无非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即便如此清廷的厉行禁烟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举措。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给中国的禁烟销烟以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1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转引自牟安世著：《鸦片战争》。

第六章白莲教和川楚陕农民起义第一节白莲教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

白莲教“政体尚”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白莲教教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讽诵或由教讲解经卷、咒语、口诀、歌词（除教义外突出敬孝行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1称为“根基钱”。钱数不等少则一、二百文多则几十两、上百两。各地的小教每年或几年向本派教主输钱曰“朝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白莲教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于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6续送交被配到甘肃隆德县的师傅刘松手中。

白莲教徒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百余年间刊刻了许许多多的经卷。几乎所有的白莲教经卷都宣传“两宗三际”、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支派林立。混元教和收元教是其中重要的两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在家乡创立混元教并将其迅传播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颍州等府。第二年便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他的再传弟子刘松被配到甘肃隆德县混元教处于瘫痪状态。

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1页。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刘松商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随商同刘松改为三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主”。

乾隆末年收元教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房县王应琥两支。

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是收元教支派三益教创立者姚应彩的再传弟子。他本人亦收襄阳总差役齐林等人为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又拜刘之协为师。三年后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与刘之协生了争教事件遂自立一教名为西天大乘教。从此他“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1并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阶级关系紧张的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让弟子们广收徒众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王应琥也在湖北、四川交界地区大力展组织。以宋之清为的收元教为把农民群众从宗教信仰的迷雾中吸引到自身的解放上来宣传“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2“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3“习教之人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4等等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群众扩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其弟子中湖北襄阳总差役齐林对收元教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襄阳黄号以及四川起义军大部分领袖如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冉文俦、孙赐俸、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等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齐林势力和影响已过宋之清川楚陕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动和领导的。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o7页。

2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3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第二节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以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川、陕、鄂、甘、豫、皖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一时大批教徒被捕宋之清、齐林等主要教惨遭杀害。刘松父子也在隆德被捕并供出与刘之协复兴混元教等情节。乾隆帝鉴于“此案邪教起自刘松传于刘之协盛于宋之清”1下令务将脱逃的刘之协“密查拿严加审鞫”2。在逮捕“钦犯”刘之协和查拿教徒的声浪之中各省地方官吏借端勒索逐户搜缉惟贿是求“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借无可容身之名纷纷蠢动起于襄阳蔓延川陕”3。

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齐林的重要弟子、“襄阳老教头”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收元教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姚之富派人通知湖北、陕西一些地区的教徒：“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4一场大规模的反清的武装斗争来临了。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经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元年（1796）正月至嘉庆三年（1798）三月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张正谟等先举起义旗后湖北省境内许多地区如襄阳、枝江、长阳、当阳、来凤、竹山、远安、保康等地都爆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襄阳地区：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他的部队后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并且成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力部队。

姚之富是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他起义之后为了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敬仰推举齐林的妻子、“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并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

嘉庆元年十月四川达州爆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等人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民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冉天元、鲜大川等人分别在四川的巴州、通江等地举起反清大旗。不到一年川楚陕到处燃起斗争烽火打得清军焦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o5页。

2《清高宗实录》卷146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己巳。

3《清仁宗实录》卷72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4《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28页。

头烂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张汉朝告示明确提出“旗衣俱白”的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庄严宣告：“天下”属于“汉家”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正”。

争取土地也是这次起义农民的奋斗目标。白莲教在传教过程中就宣传“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1。起义之前有些地区的白莲教又作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2的允诺。可见白莲教起义包含有反清和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

襄阳起义军以钟祥为基地筹集粮草准备与清军决战。嘉庆帝此时已任命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带领庆成、明亮等部兵马紧紧尾追。起义军在姚之富等指挥下粉碎了永保的南北夹击的计划八月底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

嘉庆二年初襄阳义军分三路北趋河南：“其北路则王廷诒焚叶县之保安驿围官兵于裕州西路则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中路则姚之富、齐王氏出南阳掠嵩县、山阳”3接着他们就由河南挺进到陕西境内并于镇安胜利会师。

嘉庆二年五月襄阳义军渡过汉水又分成三路深入四川境内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等部会合。

东乡会师后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进行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张天伦部称襄阳白号张汉朝部称襄阳蓝号；徐天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冷天禄部称东乡白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俦、冉天元部称通江蓝号。此外还有林亮功部称云阳月蓝号龚文玉部称奉节线号。

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姚之富、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下与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外其余全部撤回湖北。嘉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奉节）附近白帝城与清军激战。他们“直犯夔州”夜袭清军“围攻甚急”1。之后沿长江东下兵分两路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由王廷诒率领经远安、当阳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在抢渡汉水不成后只得再向陕西转移经白河、洵阳到安康（即兴安）一带不久又越过大巴山第二次进入四川省境内。那时候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的各支队伍在四川境内会齐后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并不再注明收藏单位）。

2石韫玉：《独学老人年谱》。

3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1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即分成四军：王聪儿、姚之富等为一军王廷诒、高均德等为一军樊人杰、李全等为一军张汉朝等为一军“连营二十里分队迭战更番在前”2并在川陕两省边境的广元、宁羌一带往来流动伺机打击清军。到嘉庆三年他们又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起义军由西乡、洋县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后决定折向陕东南经山阳再入湖北时被明亮、德楞泰及郧西县令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三月五、六两日双方展开了激战。襄阳黄号起义军浴血奋战万余名战士阵亡王聪儿、姚之富等十多人从茅山阎王匾上跳崖牺牲。

此后襄阳黄号的余部由李全等人领导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王聪儿、姚之富的牺牲标志着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嘉庆三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主要是四川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七月王三槐受勒保欺骗被捕叛变。四川起义军在徐、冷、冉、罗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顽强战斗。

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太鹏寨战役”。嘉庆三年十二月罗其清部战败突围出走方山被德楞泰捕获牺牲。他的部下鲜大川、苟文明等与冉文俦会合麻坝寨。四年正月清军攻破其寨冉文俦等壮烈牺牲鲜大川、苟文明及文俦侄冉天元“率其余党窜营山、蓬州与东乡贼合”1。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特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七月又以勒保经略半年而“弗蒇厥功”以额勒登保代勒保为经略大臣。又因其不识汉字不能治军书遂任命老于用兵、资望较高的明亮为四川总督。不久他得知明亮与陕西巡抚永保不和恐其不足膺重任又命工部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关防率盛京、吉林兵士三千人赴陕监军。十月嘉庆帝下令将明亮、永保二人逮京治罪而命那彦成代治陕西军事与此同时又责令各督抚将帅务将本境之起义军歼灭“是贼匪所至之地皆有专办之人”2。

十一月冉天元率领的起义军由川北巴山老林向西挺进到苍溪境内与紧迫不舍的额勒登保生了激战。冉天元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巧布埋伏并集中全力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血战竟夜”1杀死了清军的副将以下二十四名、兵士和乡勇二百多人。

嘉庆五年（18oo）正月冉天元联合了“东乡白号”张子聪、“达州青号”赵麻花等计一万余人在四川定远县的“石盘沱凫水过河（嘉陵江）2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1道光《巴州志》卷1o《杂记》。

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81页。

1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抢获船只后占据龙女寺渡口连夜过渡”直接威胁着四川重镇——成都、重庆。

北镇总兵朱射斗赶到川西镇压。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场直入贼营。贼四集云合围数十里。官兵力斗连大炮。贼伏地而进炮击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树栅射斗且斗且上。围益厚知不济力斗刃数十人而死兵勇几尽。脱者跳踯人丛驰百余里始免盖亦不一二焉”2。

起义军在高院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打乱了清统治者的全盘战略部署把四川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等地进到江油县马蹄冈三月与清军德楞泰、杨遇春等部激烈战斗。起义军战败冉天元被俘后遇害。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反清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役如统治者所说：“贼自起逆以来以此战为最”3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总的趋势是：起义军“多分股数牵缀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拢”。在清统治阶级制定的“剿贼之法总系跟踪追剿”1各个击破的战术之下起义军的主要领袖如王廷诒、冷天禄、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张汉朝、樊人杰、苟文明、高二等相继被俘或者牺牲。到嘉庆七年底起义军只剩下齐国典、苟朝九、王世贵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反清斗争。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嘉庆八年正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义军坚持斗争及部分哗变的乡勇反清。

嘉庆七年（18o2）十二月清朝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陕、甘等省的总督、巡抚向嘉庆帝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庆也准备“以三省邪匪悉平论功行赏”2。就在清廷上下准备“共享升平之福”时起义军余部却在南山、巴山老林中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他们或百余人为一起或数十人为一起“腾跳如猱具悉官兵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辄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贼数百而三省不得解严”3。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嘉庆帝令清军悍将杨遇春“前赴南山一带将各要隘及江防严密防御紧顾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陕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3页。

3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5。

1《清仁宗实录》卷94。

2《清仁宗实录》卷1o6。

3《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四册第499—5oo页。

省南山隘口及江防专交杨遇春堵御。其未尽零匪专交德楞泰一手办竣俾各专责成”4。起义军尽管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犹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取得了一些战绩。如嘉庆八年（18o3）四月清经略大臣的左翼长、“每战辄冠军”的穆克登布被起义军杀死即是一例。

嘉庆八年四月齐林家族的重要成员齐国典在战斗中“跳崖跌毙”清廷认为“从前未获凶渠”至此“实无一名漏网”1在大规模地“搜剿”老林之后于七月宣布“彻底肃清”了起义军并开始大量裁减乡勇。

由于乡勇也大多由破产贫困的农民、流民所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项较少”“穷而无归不免心生觖望”2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余部并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为一支的起义队伍“陈贼只三四十人其余皆系乡勇”3。乡勇多是本地人向随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险易皆所熟习凡官兵进止情形无不尽悉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哗变的乡勇多是乌合之众最后在清廷的收买、分化下瓦解。

嘉庆十年五月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之下起义军的最后几个领苟朝九、王世贵等相继壮烈牺牲。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宣告结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的、声势如此浩大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仅见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武如今日者。”4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压迫者反清的信心和斗志。

例如距离白莲教大起义结束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就是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鼓舞下爆的参加起义的人们将其称作“白莲教起手闹事”“河南滑县白莲教造反”1。嘉庆以后的反清起义与白莲教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充分说明这次起义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4《清仁宗实录》卷125。

1《清仁宗实录》卷113。

2《清仁宗实录》卷124。

3《清仁宗实录》卷124。

4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1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38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奏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第七章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广泛活跃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封建统治者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自康熙以降天地会的活动渐趋频繁并以多种形式组织会众开展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直至多次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道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地会又成为团结南方各省人民群众进行反殖民主义侵略、反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纽带。它被传播到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之后又成为当地华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暴政的自卫组织。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建立的革命业绩不可磨灭所谱写的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诗篇永远值得人们称颂和赞许。

第一节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起源的时间说法至少有六种诸如“明季说”、“清初郑成功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丁亥说”等等。

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与其起源紧密相关。在现存的有关天地会文献中无论是图像、碑亭、旗帜、腰凭、抑或入会仪式、会场的陈设、誓词、祝文、口白、诗句、茶阵、手语等都渗透着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气氛和血泪仇恨。可见“反清复明”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和一贯的口号。

天地会秘密文件记载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当时满朝文武无有能御敌者。康熙帝只好挂起榜文声称有能“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自告奋勇前去御敌一举打退入侵者。得胜回朝后他们拒受封赏仍回寺中诵经、说法、修道。岂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和尚大都惨死剩下十八人出逃最后只有五人死里逃生“来至（广东）白沙湾口忽然海面浮起旧麻石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两字。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1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其结义时正巧又来了一位小子姓朱名洪竹系崇祯帝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北京时李神妃怀胎逃出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朱洪英后洪英生下一子名洪竹。少林寺劫余五僧便共扶这朱洪竹为主“反■（清）复明”以“恢复中原”2。这就是著名的“西鲁故事”传说。

从“西鲁故事”来看天地会显然是由于公开反抗失败后为蓄积和组织力量、徐图再起而创立的。诚然“西鲁故事”是一种未必有真人真事的传说。但是任何神话、传说决不是偶然出现和流传起来的换言之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因此“西鲁故事”实际上可认为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突出反映。

按“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次结盟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这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年代。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亲王吴三桂在云南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公开举兵反清。十二月京师白莲教杨起隆诈称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中兴官兵”1于北京起义。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及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吴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和陕西的提督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反清的营垒。不到半年反清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吴三桂举兵反清虽然实质上是一场分裂割据但是这一举动在当时1《天地会》（一）第4、34页。

2《天地会》（一）第4o页。

1《清史稿》卷258《鄂克逊传》。

却迎合了部分人的反满心理明皇室（包括郑经集团）部分汉族地主、官吏、士兵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作出反应。其中地主阶级中的抗清之士尤为活跃。如福建朱统锠“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2；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3公开表示欲与其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

然而他们很快觉察到吴三桂反清的狼子野心联想到他在清兵入关前后勾结清兵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的种种丑恶表演自然不再与其为伍于是转而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1。

清代档案和官书的有关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抓获了很知天地会底细的骨干分子严烟。严烟在清政府的严厉刑讯之下对有关天地会的问题被迫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其中他是这样叙述天地会起源的：“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省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做洪二房。”2严烟在被递解京师之后再次供认：“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教闻说在广东。即陈彪告诉我的时节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我更无从晓得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2《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冬十月丁未。

3夏琳：《闽福纪要》卷下。

1本世纪三十年代萧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天地会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他的天地会起源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说正是据此提出来的。然而雍正甲寅说乃系康熙甲寅说传抄之误（见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1页）。

2《天地会》（一）第97页。

总称。”1严烟的供词和“西鲁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就是说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之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即代表朱明皇朝。又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于是由朱、李又演出一个洪姓。所谓“朱洪竹”即“朱洪祖”“朱鼎元”实暗喻朱明皇朝鼎革纪元。“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天地会根由诗其意显然暗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拥戴朱明皇朝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这就充分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从康熙至乾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展过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严烟的供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正确的。

天地会创立不久全国的政治形势生了重大变化。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就牢固地确定了对全国的统治。这就迫使天地会向更为秘密的方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分散传会、秘密展组织的时期。道光元年（1821）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奏称：粤西天地会“会簿、腰凭”、“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2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乾隆时期清朝的“盛世”已近尾声。随着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迫和掠夺的加重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天地会的活动日趋活跃。由于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对清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的阶级实质认识不清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万提喜及徒众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秘密传会天地会的组织及其浸透着的强烈的反清复明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展。

万提喜又名洪二和尚福建漳浦县高溪乡观音亭人。俗家姓郑以万、洪为姓显然有意附会天地会“用洪字作暗号”即借用洪武之号鼓动人们打着朱明皇朝的旗帜进行反对清统治者的斗争。据严烟的供词万提喜于乾隆年间先在广东传授天地会之后他又回到故乡观音亭继续展会众。在传会过程中他创立了三指吃烟茶等秘诀“及木立斗世等暗号”1。这里应该着重指出万提喜创作的“木立斗世”暗号不仅暗喻清朝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就要灭亡而且实际上是号召广大被压迫者拿起武器于乾隆三十二年前推翻清朝的统治这就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舆论准备；他亲自传授的天地会会员成了乾隆年间粤闽一带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骨干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组织准备。正因为如此万提喜既成为天地会众所敬仰的神秘人物又遭到清统治者的切齿痛恨。乾隆1《天地会》（一）第111—112页。

2《清宣宗实录》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

1《天地会》（一）第1o3页。

所说“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既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2正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反映。它有力地说明了万提喜在天地会的展厉史上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一类的武断结论。

由上所述天地会正式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天地会》（一）第139页。

第二节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特点和性质早期天地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包括手工业者）。乾隆朝以来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展部分地排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乾隆中后期的天地会正是从他们中间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此以后天地会就成为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雇工、运输工人、小商人、流氓无产者为基本成员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一般称山堂、会社和公所等。它们之间自行其是互不联络。山堂内部又分成九级。天地会的会堂叫木杨城是会员聚会和新会员宣誓入会的处所。

天地会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在天地会的展过程也有变化。

早期的天地会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在荒僻野岭举行。他们“插草为香”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歃血结为异姓兄弟。以后天地会在广泛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上儒、释、道三教的影响结拜仪式也逐渐掺杂了不少迷信色彩诸如供奉祖师牌位等等。牌位上多有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太宗(考洪启胜)妣庇氏夫人、太子朱洪祝（竹）、大哥万云龙、军师陈近南、五祖、五虎将等甚至还有供奉观音、土地、太乙真人、关公及万提喜等。

天地会为了使同会之人能互相识别又制定了隐语、暗号。乾隆年间天地会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1及“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2为隐语以“三指诀”3为暗号。

天地会还有严格的纪律即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规章主要是要会员重义气、戒贪淫在反清斗争中要勇敢同时要严守纪律每人在入会仪式上都必须誓不得“触破事机”“如若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4。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活动地区非常广泛江南各省都有它的组织或支派存在。在传说中有五房（即五祖）之说即：长房蔡德忠、先锋吴天成在福建；二房方大洪、先锋洪大岁在广东；三房马兴先锋桃必达在云南、广西；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识弟在湖广；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昭在浙江、江西。相传天地会的山堂就是在这五祖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五堂分别称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天堂、宏化堂。其中以二房广东的洪顺堂力量最强它的势力在清代后期更分布于广西和南洋群岛一带。1《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2《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3《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4《天地会》（一）第87、71页。

天地会组织的特点如下。第一天地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薄不像白莲教等秘密结社那样以宗教迷信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维护其斗志的重要武器。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样板彼此间崇尚义气讲究信用天地会不引导人们向往未来的幸福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特别是乾隆时期天地会在展广东三江、两湖、闽粤水6交通线上而生活又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时更为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等等经济意图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天地会本身也充满了一些迷信色彩如供奉五祖、关公、万提喜牌位等皆是。第二天地会下层群众之间比较民主、平等。由于天地会大多是由因贫困而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人们所组成的故会员之间讲义气豪爽慷慨嫉恶如仇爱打不平力求平等。他们结异姓为兄弟。入会后彼此均称兄道弟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