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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地会对清皇朝始终持否定态度。天地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主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结社组织。如前所述天地会的宗旨始终是“反清复明”这在天地会的文件中到处可见。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先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因形势已生重大的变化不再运用大规模的手段但其他方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因此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其次民族压迫政策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为进行阶级剥削与掠夺服务的。而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清民族压迫的阶级内容与阶级实质误将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看作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最后这个口号的长期使用也有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即用来争取与满族贵族存在矛盾的汉族地主阶级尽量孤立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阶级存在着的皇权思想的反映。
天地会从其一创立宗旨就是“反清复明”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乾隆年间天地会尽管在展新会员时突出强调经济意图但仍然在借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进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充分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
第三节天地会的作用天地会自康熙年间创立至乾隆中叶主要是在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活动。自乾隆中叶之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加剧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日趋公开化并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酝成林爽文起义。林爽文起义是清代天地会组织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风暴席卷了台湾全岛历时十四个月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严厉冲击了清朝官吏和地主阶级并没收其土地归农民所有。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先后调动了福建、广东等省数万兵力花掉军饷一千多万两暴露了清廷的腐朽、衰落。可以说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对清政权的打击是沉重的。
林爽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鼓舞了后代的反清斗争。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史不绝书。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前十余年间南方各地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反清的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由天地会成员组织和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天地会又在广东、广西打击清统治者造成了对统治阶级“荼毒殆遍”、对人民群众却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反清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及其顺利展起了先驱的作用。以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方各地的天地会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政治大旗积极进行着推翻清政权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最后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代后期天地会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广泛展并与当地人民一起为抗击欧美殖民主义当局的残暴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天地会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先天地会“反清复明”
的宗旨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对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明朝灭亡已一百多年社会上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问题不在于“复明”与否而在于农民迫切需要夺回被地主兼并的土地。而天地会始终不曾拟订、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口号所以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动、组织广大下层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其次天地会的起义斗争是分散进行的始终没有汇合成统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战争。天地会从康熙年间创立到嘉庆、道光年间经历一百多年虽然流传年久传播地区广泛始终是一盘散沙各地天地会、甚至本地天地会之间都从不生什么联系。各个山堂的规模都不大少则几个人结一个会多则几十人结为一个会展到几百人至千人的山堂就不多见了。它们之间彼此不相统属门户之见森严。另外从天地会档案史料中可见乾隆年间天地会除使用本名外还使用添弟会、■■会、小刀会等名称。到了嘉庆、道光时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的名目就更为繁多了。这样当天地会进行武装反对清政府的斗争时就形不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以林爽文领导的那支规模较大的起义军而言也是各部均有自己的旗号、年号、队伍以及战斗计划。因此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说：天地会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1这是切中天地会弊病的评论。
1孙中山：《革命原起》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7页。第八章少数民族清代时中国境内有众多民族汉族仍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满族是少数民族但在当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此外还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其中有蒙古族、藏族、彝族、回族、维吾尔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
第一节蒙古族蒙古并入清朝漠南蒙古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大漠。后金以封官晋爵、保留特权、厚赐联姻等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领并利用各部封建主与明朝支持的察哈尔部长林丹汗的矛盾诱使他们归向自己一边。明崇祯七年（1634）林丹汗为后金所败西行死于大草滩漠南蒙古遂尽归向后金。崇祯九年（1636）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封建主聚会盛京（今辽宁沈阳）尊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奉戴为共主后金改国号为清。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各自与清通好入贡保持和好关系。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噶尔丹乘喀尔喀内乱攻袭喀尔喀各部败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掠车臣汗及札萨克图汗牧地喀尔喀蒙古封建主遂率众南下投清。康熙三十年（1691）举行多伦诺尔会盟封赏喀尔喀诸王公并设旗编佐自此喀尔喀蒙古亦辖属于清帝。雍正三年（1725）分土谢图汗部西境置三音诺颜部遂形成四部。
厄鲁特蒙古四部并入清朝是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和硕特部原居今乌鲁木齐一带十七世纪上半叶在领固始汗率领下进据青海、西藏地区与清保持和好通贡关系顺治十年（1653）固实汗被清封为遵义行义敏慧固始汗。康熙三十六年（1697）固始汗之子达什巴图尔接受清朝招抚使青海和硕特蒙古併入清朝。
准噶尔部在其领噶尔丹统治时期兼并周围各部势力强盛。康熙二十七年（1688）侵扰喀尔喀二十九年进犯漠南乌珠穆沁境被清军败于乌兰布通三十五年再为清军败于昭莫多。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机自立为汗并向清纳款通好噶尔丹腹背受敌次年服毒自杀。雍正五年（1727）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屡扰清境并于雍正九年大败清军于和通淖尔次年为清军败于额尔德尼昭后始罢兵议和。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讧。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夺取汗位乾隆二十年为清平定。不久先已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复叛清失败后逃入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二年病死长期与清朝对抗的准噶尔部遂隶属于清。
值准噶尔部内讧之时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于乾隆十八年摆脱准噶尔的羁绊率众归服清朝被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一带游牧。次年编旗分佐设盟。
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方明末清初因不堪准噶尔部侵扰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继承汗位后因不堪沙俄政府的奴役、侵扰和征索于乾隆三十五年率属众三万三千余户、十七万人启程东返祖国。次年抵伊犁附清分为新旧两部：渥巴锡领旧土尔扈特部游牧于珠勒都斯、库不喀喇乌苏等地；舍楞领新土尔扈特部驻牧科布多一带。至此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区尽归属清朝。盟旗制度的实施盟旗制度是在天命九年（1624）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绥服蒙古各部过程中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清廷取消蒙古原有部的划分改编为旗。少数就原部编为一旗多数被分为若干旗以至十余旗。旗既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单位又是清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
蒙古地区的旗分为总管旗和札萨克旗两种。总管旗设总管由中央派遣的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统辖其中包括内属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土默特两翼以及热河都统所辖厄鲁特一旗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明阿恃、扎哈沁各一旗、阿尔泰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九旗、定边左副将军所辖唐努乌梁海五旗、驻藏大臣所辖达木蒙古八旗等。
其余大多数蒙古部之旗称为札萨克旗清廷在这些地区建札萨克旗受中央监督。札萨克旗又分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内蒙古所属各旗为内札萨克；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各旗为外札萨克。由清廷就旗内蒙古王公中之有功者任命为札萨克管理旗务。札萨克的职责是按照清政府赋予的权限处理旗内行政、司法、税收、科派差役、旗属官吏的任用牧场调整等事务由上级监督行使。札萨克之下设协理台吉、管旗章京、梅伦、笔帖式等僚属协理旗务。
旗下设佐为基本军事单位每佐设佐领一人辖旗丁一百五十人在旗札萨克领导下审理丁册征收税课排解纠纷传递信件及征人伕。佐领之下设骁骑校、领催协助佐领办理军政事务。每六佐复设一参领统辖。在佐之下每十户设一什长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管理人。
除总管旗、札萨克旗外清政府还在大寺庙的领地共建有七个喇嘛旗。这些喇嘛旗与札萨克旗平行不受其干预自行管理领地内之行政、司法、税收事宜。
清统治者为了不使旗札萨克享有独立权力订出会盟制度在旗之上设盟合数旗而成。有的盟是在原有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盟包括数部有的盟只包括一旗也有少数旗不在其上设盟而直辖于将军、大臣等。而蒙古旧有的部只在名义上保存下来不具有任何行政职能。会盟地点由清政府指定通常是在便于各旗集会的适中地点一经确定即以该地名作为盟的名称。
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由理藩院于盟内各旗札萨克中选人奏清帝任命兼摄。盟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只是一种实行监督的组织一般不设办理盟务的衙门。规定每三年会盟一次届时执行比丁、练兵、检查财务、清理民刑案件等职权。盟并不构成蒙古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会盟的召集人不能直接干预各旗内部事务也无权擅自布政令只是对各旗札萨克起监督作用并充当旗札萨克与清政府的中间人。遇有旗札萨克不能解决的民刑案件可会同审理札萨克有不法或叛逆行为有责任随时告战时则带领所属各旗兵丁应诏出征。
蒙古的盟旗并非独立自主的政治制度都直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和节制履行清廷委付的职责不享有独立处理本盟旗各项事务的权力。在盟旗之上一切重大军政事宜的最高裁决权属于理藩院而地方性的重大事件则报有关地区的将军、都统和大臣会办。
社会阶级清朝所制定的各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蒙古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剥削关系封建主和牧民仍然是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
蒙古归并清朝后在建旗设盟过程中基本取消了蒙古封建主原来享有的济农、诺颜、太师、宰桑等称号按原来地位的高低及对清朝的效忠程度和功劳大小分别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四等台吉和塔布囊等爵位。担任旗札萨克现职的为札萨克王公不担任现职的为闲散王公。他们仍然是蒙古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领取岁俸和人丁拥有众多畜群掌握牧场支配权对领地内属民有不完全的占有权并通过对土地的支配权对牧民进行封建剥削。
除世俗封建主外喇嘛上层也形成另一僧侣封建主阶级。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是外蒙的最高宗教领袖；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呼图克图掌管内蒙各寺庙。此外还有许多活佛享有国师、禅师封号。其次是寺庙主持以下还有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等。他们享有清朝赋予的各种特权拥有牧奴——沙比那尔（庙丁）操纵寺庙财产某些寺庙甚至建立沙比衙门对喇嘛徒众进行审讯和惩处。隶属于蒙古封建主的阿勒巴图（贡民）是牧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承担繁重的赋役。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兵役自带马匹、武器和口粮应征从军。还须负担防守卡伦（哨所）的义务驻防期少则一季半年多至数年而且要自谋生计。驿递是对阿勒巴图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充当乌拉齐（站丁）既要承担驿递的劳役又要无偿供应往来官员和军人的食宿还要蒙受种种无限制的需索。此外阿勒巴图还负担盟旗衙门的差役、开支和官员的供养无偿地为皇室专有的牧群和马厂放牧甚至蒙古封建主向清廷进献的贡品去北京的旅费也无不落在阿勒巴图身上。与此同时阿勒巴图还要向领主服贡役包括实物税和劳役两种。当封建主有进贡、会盟、移营、嫁娶等事时还随时向属下征敛甚至封建主欠下债务也得由阿勒巴图来偿还。
阿勒巴图可担任管旗章京以下旗佐官职任职者被免除赋役并拥有随丁逐渐形成富牧户成为“额尔和坦”阶层。还有一部分人因功被豁免赋役称为“达尔哈坦”。他们都拥有较多牲畜甚至家奴并对一般牧民进行剥削构成阿勒巴图中的特殊阶层。
阿勒巴图中的一部分被拨给封建主役使称作“哈木济勒嘎”（随丁）。王公、台吉的随丁终身为主人服役称“随人箭丁”；管旗章京等的随丁仅在主人任职期间受役使离职仍退回本旗佐故称“随缺箭丁”。随丁专供主人役使或在王府中当差或在主人牧场上放牧全部收入归主人主人甚至可将他们出卖或馈赠他人其地位比一般阿勒巴图还低。
沙比那尔是喇嘛封建主的牧奴专供寺院封建主役使从事各种劳役维持寺院和喇嘛上层的生活寺院的一切负担都落在沙比那尔身上。
奴隶来自战俘也有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他们世代受主人剥削处境最悲惨。
蒙古社会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牧民各阶层的划分都是清朝维护蒙古牧奴制的一种手段使蒙古族永远处于其所安排的封建秩序中以便清朝进行长期统治。
经济生活在清朝统一的国家内蒙古地区形成相对和平安定局面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使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单一游牧经济展为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多种经济结构。
牧业是蒙古牧民的主要生计。由于结束了连年战乱加之清政府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扶持牧业展荒年实行赈济在一定程度内限制王公对牧民的过重征敛使蒙古地区的牧业得到长期稳定的展。通过划地建旗确定了各旗游牧界客观上促进了牧场的合理使用。随着生产秩序的建立牧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有了一定改进在半农半牧区实行打井、搭棚、筑圈、贮备冬饲料饲养驴、骡等新役畜。随着牧业的稳定展牲畜头数大大增加清皇室、政府、旗札萨克、寺庙拥有的畜群动辄成千上万。
多种经济的展先表现在农业上。随着汉族农民的大量流入许多蒙古人开始兼营农业或弃牧就农辟牧地为农田耕地面积日增到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逐渐形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特别是接近汉地的漠南地区最先得到开逐渐形成农区或半农半牧区。这些地区主要是鄂尔多斯、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热河、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一些旗。
漠北、漠西蒙古地区的农业远不及漠南展并不普遍只在杜尔伯特、乌梁海、札哈沁等地有粗放的农业种植大麦、青稞在哲布尊丹巴的领地内及额尔德尼召等地区进行开垦。
清廷允许汉民到口外开垦只是“权以医燃眉”1并不是要在该地1《热河志》卷92。
展农业因此规定种种限制。凡到蒙古地区垦种的汉民必须携带州县给的印票印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清廷则进一步禁止汉农到蒙古地区垦种严禁容留汉人和增垦出典地亩。
尽管清廷设有种种限制但汉民的不断流入和耕地面积的日增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并引起蒙古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县、厅专管汉民事务。康熙年间已在张家口、独石口等地设置专管汉民的县丞；雍正初又置归绥、张家口、独石口三同知。至嘉庆十五年（181o）在吉林、盛京、直隶、山西等口外毗连地区已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他们分管本辖区及毗邻未设州、县地区的汉民事务从而剥夺了蒙古王公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封建王公土地占有制的动摇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蒙古地区农业的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动摇了封建领主经济旗札萨克和王公除官地和私产外逐渐失去对其余土地的统治和支配权。土地私有导致土地租佃、典押和买卖从而改变了汉农与蒙古封建主的关系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土地买卖也造成蒙古社会新的阶级分化某些贵族因出卖土地而没落某些牧民因经济上升而成为非贵族地主结果动摇了世袭贵族的经济地位加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崩溃。
农业的展对蒙古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和蒙汉人民友好关系的展也有重大意义。蒙汉人民在生产中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生产技术。蒙古族向汉农学习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开畦培垅等农耕技术并把蒙古地区原来没有的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引进来丰富了食品种类。至清朝后期近边诸旗的蒙古族人民已是“农重于牧操作也如汉人”（《东三省政略》蒙务下）了。同时汉农也向蒙民学会放牧技术并以畜牧作为重要的副业。
清代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强商业大为展。每逢年班蒙古封建主都带领成群的商队携带土特产至京出售并在京购买杂货、绸缎、布匹等随贡使至京的蒙古人有时多达数千人。此外大批汉商深入蒙地进行贸易山西、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商帮至归化、热河及蒙古各地贩卖各种日用品收购原料、畜产品、皮毛。久之这些旅蒙商逐渐在蒙地居住下来结果展了原有的城市并形成了新的城镇如内蒙的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青海的西宁等都是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交流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
在汉商影响下部分蒙古人开始转营商业。一些僧俗封建主开始投资与汉商合资经营或出资委托汉人代营。一些蒙古族人民也直接从事商业把畜产品、粮食等运至城市和集市出售并购买自己所需的茶、布、农具、日用品等。
随着城镇的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独立手工业也展起来。汉族手工业者来到蒙古地区就地生产满足蒙古族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在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展使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呼伦贝尔、札鲁特、阿鲁科尔沁、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盐、碱巴林、克什克腾、乌喇特的木材雅图沟的铅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的金、银、煤均得到开。一些蒙古王公雇人以土法开采或招汉商承包雇蒙汉人民开采。一些蒙民也在产地自行挖盐、采煤、淘金。
蒙古地区多种经济的展是蒙汉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晶既繁荣了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蒙汉人民在共同生产和斗争中冲破了清朝的限制动摇了蒙古的封建领主制度也加深了友谊。
文化生活清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蒙古族人民冲破清廷的种种禁限加强了与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既继承和扬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展。
蒙古族语言和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各地蒙古族通用的统一的书面语言。蒙古族学者编纂了各种语法如十八世纪丹达尔拉哈然巴的语法著作、蒙古正黄旗卓特氏富俊编的《蒙文旨要》十九世纪拉哈木苏隆和脱王的蒙古语法。蒙古族学者也编纂了辞典如赛尚阿的《蒙文汇书》和《蒙文晰义》以及蒙古族学者集体编纂的大型《蒙文注释辞典》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纂修了几种蒙文和其他各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藏）、《三合便览》（满、蒙、汉）、《蒙古托忒汇集》及《蒙藏语汇》等。
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以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俗作萨囊彻辰）的蒙古史巨著《额尔德尼脱卜赤》最为著名其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满、汉译本定名为《蒙古源流》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史第三至八卷按时代顺序记述从蒙古兴起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十八世纪西乌珠穆沁人兖布札布编写的《恒河之流》除记载古代蒙古历史外还记述了蒙古的盟旗划分、王公世系及爵位等。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编写了《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一书则是受汉族系谱学影响的作品。蒙古八旗人法式善撰写了《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精通蒙、汉、满、藏文他用汉文著述了《西斋偶得》和《凤城琐录》等书对古代蒙古史尤其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作了深刻考证。蒙古正蓝旗人松筠著《绥服纪略》对蒙古和西域的历史、地理有详细考证。
蒙古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展。蒙古族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清廷将部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和蒙古八旗兵丁招收到北京国子监以及归化城、归化土默特二旗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学习各旗札萨克、王公任笔帖式一些封建主和富裕牧民也开办私塾聘汉族和本族塾师教育子弟。二十世纪初在半农半牧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及归化、热河等地的武备学堂等。蒙古族一些开明绅士也建立学堂如奉天筹边中学、齐齐哈尔蒙旗师范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选送学生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学习或出国到日、德、法、俄等国深造。随着蒙汉人民联系的加强学习汉文也更加普遍农业区的一些较大的村镇都设立了私塾请汉族教师教学。
自然科学也随之获得充分展。清代是蒙医展的极盛时期这与藏、汉医学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
蒙医有一整套医疗方法诊断包括望、问、切治疗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法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蒙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出现不少蒙医著作。乌珠穆沁人衮布扎布编著的蒙文《药方》一书汇集了许多蒙医验方。十八世纪初益希班觉著《甘露之泉》是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方等从理论方面作了系统阐述。益氏著《认药白晶鉴》中收录38o多种药对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奈曼旗蒙药学家占把拉多尔济编著的《蒙药正典》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著作。阿拉善旗高世格亲用蒙文写的《普济杂方》是一部方药手册书中收集了各科疾病常用的方剂和单方并列有藏、蒙、汉、满方药名词对照。同时寺庙也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著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蒙古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为擅长蒙医绰尔济墨尔根在十七世纪将这种特效疗法传到内地。
在天文历算方面蒙古族也取得很大进展。清前期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和数学家明安图在清钦天监任时宪科五官正后升任监正他曾参加编写《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一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蒙文天文学著作综合了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一些天文知识是研究蒙古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学亦取得了新的展出现大量英雄史诗、故事、民歌、童话和寓言等。早已流传于蒙、藏两族人民中间的《格斯尔传》十八世纪以木刻本印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给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伟大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描述了英雄拒缴国税与旗王爷及清朝皇帝斗争的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和《巴兰格仑》包含了反封建、反喇嘛教的内容嘲笑了僧俗封建主和不法商人。
蒙古族擅长诗歌创作热情洋溢的诗歌成为激人们斗争和劳动的武器如《田和》、《巴音塔拉》、《达钦塔拉》、《达那巴拉》、《青菜花》等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丁郎彬》、《小黄莺》、《孤独的小羊羔》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薛梨散丹》、《拉西玛》、《车里山》、《韩密香》等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等是反对迷信和喇嘛腐朽寄生生活的作品。
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182o？—1851）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太平了》等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期望蒙古骑兵歼敌保国建设和平环境的心情。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最杰出的作家他毕生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晚清的社会现状无情鞭笞了封建制度抨击了贪官和蒙古封建主的荒淫无耻生活刻画了农民的苦难处境。
在民间说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说书艺人演唱《好来宝》诵唱《格斯尔传》等文学作品。汉族也成了说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藏族和固始汗的册封藏族与清朝的联系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
派专人致书于“图白忒汗”和“掌佛法大喇嘛”提出延请高僧到满洲地区传播佛教的要求。当时西藏正处于动乱中五世也恰于此时派遣伊拉古克三朝清至崇德七年（1642）始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破格优待。在伊拉古克三返藏前皇太极分别写信给藏巴汗、固始汗、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委托他转交。伊拉古克三返藏后才得知藏巴汗崇信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已被消灭固始汗已统一了藏族地区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伊拉古克三又立即前往盛京通报情况。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再次派人随伊拉古克三入藏迎请喇嘛后又多次敦请五世来京。直到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才在蒙藏扈从三千余人的护送下动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近一年于当年十二月到达北京。为迎接五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九万两白银作为供养。顺治帝临朝时为五世设专座位居群臣之上。五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多月就以不服水土为由要求返藏。顺治帝对他厚予赏赐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送他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五世到达代噶后并未立即动身返藏。两个月后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到代噶册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喇嘛”1印文为满、汉、藏三体文字。从此时起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册封五世的同年顺治帝还派专人入藏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给固始汗的封文中顺治帝要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2即做好皇帝的助手治理好他所管辖的藏族地区。在清朝看来五世和固始汗分别是藏族地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五世是宗教领袖掌管蒙藏地区的佛教固始汗则是管理藏族地区的蒙古族汗王。
五世得到清朝的册封后声望日隆。固始汗在受封的第二年（1654）病故其长子达颜汗继承了汗位主持西藏政务。当时清朝入关不久南明政权尚在进行反抗清廷只能与喇嘛保持较松弛的册封关系假手和硕特部固始汗子孙以治理西藏。
蒙、藏贵族之争1《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o。
2《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o。
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任命桑结嘉错担任第巴。当时已年逾六十对桑结嘉错又极为宠信诸事多放手让他自行处理。
康熙二十一年五世圆寂。他在世时一直受到清朝和固始汗的敬重。固始汗的子孙慑于他的威望虽想独揽大权但不敢有所动作。五世圆寂后给固始汗之孙汗专权提供了机会。此时桑结嘉错任第巴仅三年羽翼尚未丰满。为了在与汗的权力之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桑结嘉错秘不丧伪称五世入定凡事仍假借的名义进行。同时积极派人联系伊犁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希望借助于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的军事力量驱逐和硕特部的势力出卫藏地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桑结嘉错以五世的名义为自己讨封。康熙帝考虑到这是五世的请求次年封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赐金印1。明确规定他的职责仍在宗教方面并不影响汗的职权。
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在外蒙古克鲁伦河特勒尔济地方大败噶尔丹军。从俘虏口中康熙帝得知五世已圆寂多年匿丧不报跋扈擅权暗中挑唆噶尔丹与清朝为敌等等皆桑结嘉错一人所为康熙帝当即写信严厉责问桑结嘉错要他从奏明五世圆寂始末交出帮助噶尔丹的济咙呼图克图否则要与他兵戎相见。
桑结嘉错接到康熙帝的谕旨后诚惶诚恐地向康熙帝奏报五世早已圆寂其转世仓央嘉措已十五岁恳请康熙帝允许仓央嘉措作为六世正式坐床对匿丧的原因作了一些辩解答应将济咙呼图克图解送北京。康熙帝因为刚刚征服噶尔丹桑结嘉错既已认过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准许六世坐床。
六世·仓央嘉措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在布达拉宫坐床拜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师。在桑结嘉错与汗的权力角逐中六世处境尴尬不过是一个宗教上的傀儡在桑结嘉错匿丧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民间。青少年时期的世俗生活加上后来的政治境遇使他成了一名浪漫主义的诗人。坐床时他已十五岁。他不愿过受人摆布的生活也不恪守宗教的清规戒律。这些都成了以后拉藏汗废黜他的借口。仓央嘉措创作的诗歌脍炙人口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这场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他却成了牺牲品。
康熙四十年（17o1）汗卒两年后其子拉藏汗即汗位。拉藏汗怀疑其父是桑结嘉错加害致死的与桑结嘉错的关系日趋恶化。康熙四十四年（17o5）双方终于爆了一场战争。拉藏汗召集他的蒙古军队擒杀桑结嘉错并且立即将事件经过奏报康熙帝同时建议废黜桑结嘉错所立的六世。康熙帝对桑结嘉错匿五世之丧十五年之久又积极怂恿噶尔1《清圣祖实录》卷163页7。
丹兴兵作乱深为不满认为他的被杀实属罪有应得遂立即派专人于康熙四十五年底动身赴西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下令废黜仓央嘉措1。同年六世在解送北京途中死在青海湖附近。
康熙四十八年（17o9）清廷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是清朝入关六十多年后次派出驻藏办事官员。随后清廷又于五十二年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2。这是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受到中央政权正式册封的开端班禅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定了下来。仓央嘉措被废黜后拉藏汗另立意希嘉措为六世并于康熙四十九年得到清朝的批准。但是他新立的却得不到绝大多数西藏僧俗人民的认可甚至同为固始汗子孙的和硕特部在青海的诸领袖人物也不予承认。
康熙五十四年西藏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王公在里塘（今四川理塘）寻获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即后来的七世·格桑嘉措。一个仓央嘉措被废却出了两个喇嘛。双方的拥立者彼此争执不下康熙帝一时亦觉棘手先是令里塘的灵童到青海的红山寺居住后来又转移到塔尔寺在那里把他保护起来。
此时西藏的形势更加动荡。三大寺的僧人和藏族群众对以拉藏汗为的蒙古和硕特部的统治十分不满原来桑结嘉错的部属中有的人投奔到准噶尔部汗策妄阿拉布坦处。
策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之侄。噶尔丹兴兵与清朝为敌时他即自立为准噶尔汗表面上维持着与清朝的臣属关系。到十八世纪初他的势力强大起来企图吞并和硕特部取代其在西藏的统治进而挟持喇嘛以控制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拉藏汗擒杀桑结嘉错西藏因喇嘛的废立人心浮动形势不稳正好为实现他的野心提供了机会。
准噶尔军袭扰西藏策妄阿拉布坦用了几年的时间进行侵藏的准备。他先与拉藏汗结成儿女亲家（1714年）使拉藏汗疏于防范。在此前后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入藏与三大寺僧人联系利用拉藏汗所立的意希嘉措得不到广大西藏僧俗人民的公认大肆宣传拉藏汗破坏黄教煽动反抗和硕特部统治的情绪。
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先派出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偷袭塔尔寺企图挟持受到蒙藏人民公认的七世·格桑嘉措随准噶尔军进藏。同年年底派其堂弟策零敦多布率六千人自和阗（今新疆和田）经阿里地区向藏北进。当这支军队经过阿里时被阿里地方官康济鼐现当即向拉藏汗报告。但拉藏汗毫无思想准备及至他率军赶到达木与准军遭遇1《清圣祖实录》卷227页24、25。
2《清圣祖实录》卷253页7。
后当即被准军打败。此时拉藏汗一面派人奏报康熙帝一面派他手下的一名军官颇罗鼐从动员卫藏民兵由拉萨赶往达木。拉藏汗统率的蒙藏联军在达木坚持了两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败退到拉萨。
策零敦多布攻占达木后稍事休整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率军抵达拉萨郊外受到三大寺僧人的欢迎。接着准噶尔军开始攻城。因为城内有人接应拉萨城很快失陷。准噶尔军进城后洗劫拉萨市民的财物就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也不能幸免。藏族人民此时方知准噶尔军入藏并不是为了“振兴黄教”。
拉藏汗在准噶尔军入城后固守布达拉宫。十一月初他率一随从突围被准军擒杀。他所立的喇嘛意希嘉措被准军废黜囚禁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初拉藏汗次子苏尔扎之妻在被准军解往伊犁的途中逃到青海的柴达木向清朝官员作了报告之后康熙帝才了解到这次准噶尔部侵藏的详情。他立即决定派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同年七月命额伦特、色楞自青海率军七千入藏。但由于两人轻敌在藏北那曲被策零敦多布的军队包围坚持月余后终因给养断绝而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朝廷上下震惊。诸王大臣以藏地险远主张罢兵。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二次用兵。此次进军西藏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两路分别自青海、四川出。四川一路由噶尔弼、岳钟琪率领；青海一路由延信率领而以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两路兵力大约有两万人。康熙帝还令北路军于进军同时护送格桑嘉措入藏。行前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喇嘛”1。
策零敦多布以主要兵力抵抗北路进藏的清军。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延信率军在达木一带与准噶尔军相遇准军在大败以后逃回伊犁。噶尔弼等率南路军未遇大的抵抗于八月先抵拉萨。九月初北路军统帅延信偕同喇嘛·格桑嘉措也到达拉萨。藏族人民三年来受尽准军的蹂躏对清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在清军进藏过程中各地藏族人民纷纷起义抗击准军其中阿里的康济鼐、后藏的颇罗鼐、工布的阿尔布巴是几支较大的力量。在清军进军沿途的藏族人民更是积极踊跃地为清军向导、运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清军驱逐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在布达拉宫举行了格桑嘉措的坐床典礼。如前所述清朝封格桑嘉措为六世但藏族人民一直认为他是六世·仓央嘉措的转世是第七世。后来清朝虽未作公开改正但在事实上默认了格桑嘉措是七世。
康熙六十年（1721）春清朝决定改革西藏的行政体制委任数名噶伦共同处理政务。“噶伦”意为“布命令的官员”当时清朝任命抗击准军1《清圣祖实录》卷287页12。
有功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为噶伦后来在雍正元年（1723）又增加了颇罗鼐和代表黄教寺院集团的扎尔鼐为噶伦。从此清朝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掌政第巴一职也被废除了。
阿尔布巴事件雍正元年（1723）清朝升任后藏的颇罗鼐和七世的强佐扎尔鼐为噶伦噶伦增至五人。但是这五名噶伦间早有矛盾康济鼐、颇罗鼐同属后藏贵族又曾联合起义抗击准军结成一派阿尔布巴、隆布鼐是前藏人贵族地位也较高再加上喇嘛系统的扎尔鼐结成另一派。新坐床的七世之父索南达杰也与阿尔布巴等人串通一气。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当时清朝派驻西藏的官员鄂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向雍正帝建议罢免隆布鼐和扎尔鼎的噶伦职务除掉阿尔布巴的党羽然后由皇帝降旨要七世、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共济协同办事。为此清廷于雍正五年初派出僧格、马腊两人入藏察看但他们还未到达西藏阿尔布巴等人就先制人于六月动了政变杀康济鼐又兵往后藏攻打颇罗鼐。颇罗鼐一面集合后藏、阿里的军队抗击阿尔布巴一面奏报雍正帝。次年五月颇罗鼐率后藏军队攻入拉萨擒阿尔布巴等人但是他没有对阿尔布巴等人擅作处治而是请清朝派官入藏决断是非曲直。当时僧格、马腊两人已抵西藏清朝又派吏部尚书查郎阿入藏。雍正六年（1728）八月查郎阿会同僧格、马腊审讯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以叛逆罪将他们处死。
阿尔布巴事件纯属西藏贵族之间的一场争权夺利斗争。事后雍正帝决心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鉴于设几名噶伦共同办事已经出现的弊端而颇罗鼐在担任噶伦及处理后藏事务期间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在平定阿尔布巴变乱时又表现了对清朝的忠心耿耿雍正帝遂令颇罗鼐一人总理西藏事务。雍正七年又晋封他为贝子1。
阿尔布巴事件前清朝虽已派遣官员驻藏但未形成定制。雍正六年清朝正式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派遣驻藏办事大臣。任大臣即僧格和马腊。
清朝还决定将康区东部的巴塘、里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康区南部的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又将日喀则以西直到阿里地区赏给班禅管辖。但班禅坚辞不受后来在驻藏大臣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了对拉孜、昂仁、彭错林等三个宗的管辖权。
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二年（1728～1747）西藏事务由颇罗鼐一人主持。在此期间西藏社会相对安定没有生大的动乱人民得到了较长时期的1《清世宗实录》卷76页14。
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生产也得到了展。雍正九年清朝加封颇罗鼐为贝勒、多罗贝勒乾隆四年（174o）又加封他为郡王1。在清代西藏颇罗鼐的封爵是最高的。
平定珠尔默特颇罗鼐有二子。乾隆十一年（1746）清帝令颇罗鼐指定一子日后承袭他的封爵。他的长子车布登当时率兵驻防阿里地区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精明强干深得乃父宠爱。颇罗鼐请求由其次子袭封。次年颇罗鼐病故清廷即令珠尔默特袭郡王爵。
珠尔默特袭封后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为了擅权专政与七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但珠尔默特知道七世是清朝册封的他与七世不和不会得到清朝的支持驻藏大臣会把他的动向随时奏报乾隆帝。因此他对清朝设置驻藏大臣也表示不满。驻藏大臣纪山曾奏告乾隆帝请将车布登调回拉萨同珠尔默特协同办事以分其权。不料事机泄露乾隆十四年（1749）底珠尔默特派人将其兄车布登暗害。乾隆帝斥责纪山办事不妥派傅清、拉布敦为驻藏大臣。其时珠尔默特正在各处调兵并与准噶尔部勾结图谋叛乱。于是傅清、拉布敦立即奏报乾隆帝请求相机将珠尔默特翦除。
乾隆帝考虑到当时清朝在西藏驻兵不多谕令傅清、拉布敦谨慎从事。
但形势急转直下珠尔默特甚至下令阻断驿站的文书往来。傅清、拉布敦决定先制人。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两人诱杀珠尔默特但他们亦被珠尔默特的党羽杀害。
事变生后七世迅将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擒获平息了这场动乱同时奏闻清廷。一月后乾隆帝派出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领兵入藏处理善后对傅清、拉布敦当机立断的做法给以肯定还在拉萨为他们立了“双忠祠”。
乾隆帝弘历总结西藏几次动乱的教训感到西藏距内地过于遥远置诸噶伦协同办事彼此间容易生权力之争令一人主持政事又易造成专擅大权。当时西藏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的势力已空前强大仅以俗官主持政事无法充分反映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此次珠尔默特之乱僧俗两大势力集团间的斗争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清朝决定废除在西藏封王的制度。乾隆十六年清朝在西藏正式建立噶厦设置四名噶伦规定一僧三俗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清朝正式授权七世掌攻。遇有重大事件噶伦等须事先请示喇嘛和驻藏大臣。自此西藏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正式建立。
1《清世宗实录》卷1o3页4；《清高宗实录》卷1o6页28。
清朝授权七世掌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七世的掌政和四名噶伦中一名僧官噶伦的设置不仅使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在地方政府中有了代表而且可使僧俗贵族间互相牵制。噶伦遇要事须请示喇嘛和驻藏大臣这在事实上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从而也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清朝又决定将原来由颇罗鼐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清朝还建议七世设立“译仓”即秘书处。它既管理的印信文书又负责噶厦政府僧官系统的一切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机构从这时起逐渐完备。
乾隆二十二年七世圆寂。乾隆帝命令由丹吉林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在新喇嘛未满十八岁之前主持西藏政务。这是西藏摄政制度的开端。有资格担任摄政的只是几个地位很高的呼图克图。
清军逐走侵藏廓兵及“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历史上一直同西藏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尼泊尔产稻米居民常来西藏与藏民进行以米易盐的贸易。十八世纪中叶尼泊尔的廓尔喀族统一了全国此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当时尼泊尔铸造的一种银币在西藏流通后来成色变差藏人拒绝使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噶厦派往聂拉木的官员向尼商多征了捐税。廓尔喀人以此为借口于当年派兵占据了藏尼边境上的聂拉木和济咙（今吉隆）两地。乾隆帝闻讯派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率军三千入藏。由于巴忠敷衍了事希图早日回京他到拉萨后即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去边境谈判与廓尔喀达成协议每年由西藏给对方白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聂拉木、济咙两地的归还。巴忠草草完结此事返京复命。
三年后廓尔喀人持字据向西藏索取银两噶厦政府拒付廓尔喀人再次派兵占据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始知三年前巴忠贿和一事。巴忠闻讯后畏罪自杀。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廓尔喀军攻陷扎什伦布寺。此前班禅七世·丹贝尼玛已由驻藏大臣保泰接往拉萨。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于寺陷前一日携金银细软逃跑寺内其他喇嘛不战而溃。廓尔喀军洗劫扎什伦布寺甚至将历代班禅灵塔上镶嵌的珍珠宝石都劫掠一空然后退往边境仍然占据着聂拉木、济咙等地。
乾隆帝获悉后决定派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当年十一月由福康安任大将军、海兰察任参赞的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入藏。乾隆帝命令他们大振军威务期使侵略者不敢再来滋扰。福康安入藏后先处治了一批怯懦渎职的官员。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被枷号示众仲巴呼图克图也被押解到北京治罪。
在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暖后清军开始反击廓尔喀军五月即将入侵者全部驱逐出境。七月初福康安率清军六千攻入尼泊尔境内廓尔喀王拉特那巴都尔一再请降并将巴忠贿和开给的付银字据一并交出。福康安虑及必须在大雪封山前撤返西藏遂于当年八月底决定受降。九月班师凯旋。
此次清朝在西藏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清军由满、蒙古、汉、回、藏、鄂温克、达斡尔等族组成。这支军队惩罚了廓尔喀侵略军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因而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福康安率清军返藏后按照乾隆帝的命令以羊八井寺为主寺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寺产被全部查抄红帽系活佛被禁止转世僧人也全部被迫改宗黄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自此绝传。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乾隆帝就指示福康安将来撤兵后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弛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福康安返藏后将乾隆帝的意图先后告知班禅七世和八世他们都表示衷心拥护。于是福康安即与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一个章程呈报清廷。乾隆五十八年清朝正式批准颁行这就是著名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这是对驻藏大臣职责和地位的次明确规定。章程还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
在官吏的任免方面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商卓特巴军队中的代本等官员均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拣选然后呈请清朝任命。这些官员的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兵定额三千人分驻于前后藏。拉萨、日喀则各一千江孜、定日各五百。同时还规定了军队的编制、赏罚、训练等方面的制度。
章程还规定西藏的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财政方面章程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由驻藏大臣稽查。还规定在西藏设立专门机构由驻藏大臣派员监督铸造银币。
“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标志着清朝在我国西藏地方施政的最高阶段。它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祖国各族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展。这一章程的主流是积极的应予充分肯定。
清朝对甘、青、川、滇等省藏区的施政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有比西藏更多的藏族居住。对这些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清朝的施政较西藏有所不同。
雍正三年（1725）清朝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将现今甘肃、青海两省的藏族地区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清朝将青海的藏族基本上限制在黄河以南、唐古拉山以北地区将这一地区的藏族划分为四十一族设置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员和千户、百户等土司头人授给他们印信。道光初年清朝又下令千户实辖三百户百户仍辖百户分化和削弱了较大的土司头人的势力加强了清朝各级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控制。
现今甘肃省境内的藏族被分别安置在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凉州（今武威）的辖区内清朝对他们实行比较直接的治理。同时还分别册封了当地的一些大活佛对当地的僧俗上层仍给予一定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清朝决定将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将里塘、巴塘划归四川设置流官进行治理。
清朝在西藏的驻军由四川轮流派遣三年一更代。四川总督不仅要负责辖区以内的藏族事务还要协助驻藏大臣为西藏驻军筹办军械管理由四川经康区到西藏一路的驿站并控制每年几百万斤边茶的生产和贸易。西宁办事大臣也负有协助驻藏大臣筹办粮饷、保证驿路交通的职责。
清皇朝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对藏族地区的施政必然具有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性质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乾隆年间生了大小金川战争事件。大、小金川位于四川大渡河上游。
乾隆十二年（1747）和三十六年（1771）当地的土司两次起兵袭掠邻近土司扰乱川西乾隆帝派出重兵进剿。清朝第二次用兵金川花了五年的时间支出军需七千万两白银损兵折将最后才迫使大、小金川藏人投降改土归流。乾隆帝把这两次用兵作为他“十全武功”中的两大武功。
藏区的土地制度和宗教文化十七世纪中叶随着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取得的空前优势藏族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封建领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农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是这个社会的基础。五世时黄教寺院集团开始掌握了对西藏土地的所有权把土地封赐给僧俗封建领主。可以得到土地的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忠于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各地世俗贵族；黄教寺院和服从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其他教派寺院中的上层当权分子。这三部分人即西藏的三大领主。对于封赐的土地他们只有占有权不得随意买卖也不得任意开垦荒地。土地占有权的转移须经地方政府同意。对于获罪的僧俗贵族地方政府有权没收他们的土地。
由于黄教寺院集团对土地的所有权最初得自受清朝册封的固始汗后来“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又是由清朝直接授予的因此西藏最高一级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清廷。清朝曾把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地区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把后藏部分地区划给班禅这都表明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最高土地所有权。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准随便迁徙。农奴一般占有一小块份地为了耕种这一小块份地每年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无偿地提供劳役。这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农奴主可以买卖、赠送、抵押农奴农奴逃亡或稍有反抗就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封建化的过程早于西藏。由土司、千户、百户头人统治的地区都是一个个小的地方政权其中也有“政教合一”形式的。这些土司头人对其属下农奴的统治较西藏要松弛多取劳役、实物兼有的地租剥削方式但仍然禁止买卖土地。有些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藏族的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严重地束缚了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展。
黄教在清代一直受到清廷的扶持。七世时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建立后势力日益膨胀。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有的早已衰亡有的被黄教兼并还有些教派虽然存在但实力很小已不构成对黄教“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威胁。对于表示顺从的教派黄教予以扶持。例如五世就曾大力扶持宁玛派。但是有些教派则受到黄教的排斥和打击。先是黄教的宿敌噶玛噶举派。觉囊派因为曾支持藏巴汗地方政权也受到迫害五世借口其教义不纯迫令该派僧人全部改宗黄教。有清一代随着黄教在藏族地区垄断地位的确立其他教派都居于从属的地位而且再也没有产生新的教派。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宣传藏族人民较普遍地信奉黄教几乎每户都有人出家为僧。据十八世纪中叶的统计共有黄教寺院三千四百七十七座僧人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人1。黄教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和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大量的僧人既不创造社会财富又不繁衍人口形成藏族社会上一个畸形庞大的僧侣集团。藏族人口逐渐减少社会经济凋敝这样的黄教成了阻碍藏族社会进步的一大桎梏。
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同中国各民族一起创造了自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虽然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族的文化、艺术大部分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剔除这些宗教的糟粕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藏族的文化、艺术在清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展。
建筑方面五世时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布达拉宫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建筑艺术水平。布达拉宫依山而建高十三层东西长四百余米。远望群楼高耸崇阁巍峨非常雄伟壮观。宫内还保存有大量佛像、壁画、雕塑等反映了藏族人民在建筑艺术方面的高度水平。
文学方面一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反映了藏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六世·仓央1魏源：《圣武记》卷5。
嘉措的情歌以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刻画出作者的人物性格反映出他对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说教的叛逆精神。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喜爱。
第三节彝族彝族是古羌人先后南下在长时期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核心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他们多自称为纳苏、诺苏或聂苏各地还有许多种不同称呼的较小支系。
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的保持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彝族及其影响所及地区保持奴隶占有制的可以下列三个地区为代表：一个是包括水西（今贵州大方）、建昌（今四川凉山一带）、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的云、贵、川三省毗连地区；一个是云南省元江、新平县的鲁魁山一带；一个是贵州安顺府（今安顺一带）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区。只有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迄至184o年仍然保存下来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继续有所展。
清代初年凉山腹心除少数平坝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早有展外其余大部分山区仍然“箐林丛密”1“住牧原无定所”。2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腹心地区“生番游牧其间并无定址”的情况仍没有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游牧无定址的生产力不达状况决定了那些没有受过土司封号的所谓“生番”实即黑彝家支统治地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邻近产粮区居民包括汉人的劫掠。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越巂卫邻近地区的“阿羊”彝族“抢夺绑虏为害甚多”。乾隆十五年（175o年）凉山彝族“每每有此处蛮人私窃彼处蛮人牛马及虏绑人口甚至潜赴内地窃取汉人牲畜或于柴山见行人寥落而被掳夺者。”1随着凉山边缘地区汉族居民的日益增加特别自嘉庆元年（1796）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以后川东、川北一带的大量汉族农民涌往宁远府（今西昌）属土司地区垦荒使“熟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增长。如嘉庆九年（18o4）越巂厅（今越西）大维山一带的火山就是以“宁远府属夷人”雇内地汉民“承佃火耨”而得名2。随着锄耕与犁耕的进一步开展道光十八年（1838）凉山一些地方已是“一1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34《木政》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条议疏》。
2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四川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73号。
1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四川建昌镇总兵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2嘉庆九年二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勒保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9o号。半老林一半垦地”3。垦荒的汉佃与彝族群众之间“百余年来彼此相安无事”4即在土司保护下不受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劫掠。但这并不说明这类地区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废除。这是因为：第一这种由汉佃直接向土司承租土地的租佃关系仍然是一种奴隶制的剥削关系以1797年由云南进入凉山交脚、三湾河一带垦荒的汉佃张照福等为例他们向彝族河东土司安世裔承租土地不仅要向土司上佃纳租并且要受黑彝八吃（八且）与土目阿什（阿硕）家一再的借口勒索。租谷的交纳也是随时加码“诸多不法”1。第二早在康熙四年（1665）七月康熙帝根据贵州总督杨茂勋的奏疏交“下部议”：凡属苗彝各族“自相仇杀”没有侵犯清政府所派流官统治的地方止须照旧例“讲明曲直处置输服申报存案”2。这种办法一直沿袭下来。这就是说彝族奴隶主阶级仍然可以在内部进行冤家械斗或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劫掠人口财物不会受到清王朝的干预。这样的“下部议”只要付诸实施当然同样适用于“熟番”与“生番”地区。随着十九世纪初年以来“熟番”地区的普遍开垦与农业生产的日益展原来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特点就逐渐生变化。十九世纪末年凉山东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彝区已经是农业达只有山顶和山坡上才有荆棘林汉人称之为老林其余地方则种上庄稼。同时他们还“经营畜牧业以供自己消费有大片的牧场和大群的奶牛、羊子”3。这表明农业已经有过畜牧业的展趋势。在生产关系方面彝族奴隶制的展也是和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展分不开的。随着建昌、雷波等地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展先是在汉族商民大力经营下矿冶业包括铜、铅、银等矿得到开采至十九世纪末矿硐就达十四处之多。这就大大刺激了上述汉族与其他民族地区农副业生产的展也大大刺激了凉山腹心地区彝族奴隶主阶级的贪欲。随着凉山边缘地区驻防官兵的外调镇压白莲教起义与防务的空虚凉山彝族奴隶主至边缘汉族居民区频繁地掠夺。他们“掳掠汉人并不杀害只图带回代为种地力役之用并闻有转卖他族番人以图获利者”1。
凉山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出掠嘉庆七、八、九年间大抵先在东面的雷波、马边、峨边继而展至西面的越巂等地区。道光年间、再展至凉山3光绪《雷波厅志》卷28《边防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刘晸昌奏边夷情形疏》。4嘉庆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常明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o879号。
1《昭觉开山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133—134页。
2《清圣祖实录》卷16页3。
3亨利·称尔迪埃著张良春译：《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1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勒保奏》（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9号。
腹心的“巴蛮”与云南东川府巧家厅（今巧家县）所属江外二十一寨的“滇蛮”“互相勾结时出滋扰”2。光绪年间更进一步展至“巴蛮”渡过金沙江前往云南的永善与巧家劫掠。清朝末年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出掠有增无已。他们“连年捆掳边民互相转售。购得之家驱使同于马牛桎梏甚于囚虏。偶有脱逃又落于他夷之手视为奇货虐使如前。又以所获妇女强使匹配所生子女谓之娃子使为服役如此裹胁渐致强大”3。这样宣统元年（19o9）凉山沿边州县清查近三年被掳汉人数字“有案可稽者计被杀男妇一千六百六十余名被掳男妇四千三百余名。除查有主名勒令坐班夷支缴出者仅六百三十余名外余三千六百五十余名遂至不可究诘。抢去名（民）间牛马牲畜二万余只什物财产丧失者又称是”4。这就无怪乎清末“凉山沿边各厅州县户口凋零较之乾嘉盛时十不及四疆宇日削”。而另一方面彝区人口却有迅的增加。雍正十年（1732）凉山地区只有“十数万彝倮”1这时“统计黑夷人众不过一、二万户而所辖白夷娃子已至七、八万户”。合计九、十万户约四、五十万人。由上可见凉山彝族奴隶制之所以从清初到清末继续得到保存归根结底在于存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所谓“生番”地区以及招致汉民开垦生产力逐渐有所提高的所谓“熟番”地区。两类地区的共同点是继续保持奴隶制的政权机关继续维持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与对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劫掠。区别在于：“生番”地区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熟番”地区基本上不虏汉人为奴。随着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反对土司斗争的展将土司予以消灭或逐渐驱赶至边缘地区就使原来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进一步扩大便那些原系土司所辖的“熟番”地区也变成照样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这样到了清朝末年原来所谓“熟番”、“生番”的概念也逐渐被废弃而为“浅山”与“深山”所取代。
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出现了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这是在继续保持土司、土目的大土地所有制下进行的。
2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o5号。
3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3号。
4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4号。
1雍正十年十月二十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第65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
虽然雍正年间清朝在彝族地区较为普遍地推行了改土归流亦即以有任期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官但在部分彝族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仍有一些土官保留下来。如云南新平县土县丞杨宗周原系鲁魁山彝族头目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临安知府黄明等招抚授职169o年没有附合土巡检李尚义为的反清活动继续传袭到清朝末年1。又如云南武定县慕连土舍那德宏于雍正八年因“随征乌蒙”叙功受封也传袭到清末2。再如云南新平岩旺土把总李显智以乾隆三年随父毓芳“讨逆有功”授职传袭到解放前的大恶霸李润之。
清沿袭明制不予土官俸给土官还须有所贡纳、征。作为大贵族奴隶主的土司及其属下员司土目要维持一定的政权机关在对所属奴隶群众进行直接占有的同时必须在所辖地区保持一定范围的大土地所有制。如云南那德宏在雍正八年初立为武定慕连土舍时所属地区东至十六角村、知利与禄劝县相连；西到水田大河与环州土司相接；南到插甸；北到金沙江边其中有上下各十三村。直到道光初年这里还没有出现土地买卖。其所以在保持土官大土地所有制下出现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主要取决于下述两个因素：一是对外掠夺奴隶来源的枯竭。自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大力推行改流沉重地打击了土司、土目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不仅武定地区继承了明万历年间平定凤阿克之后“遂悉置流官”的形势并且从根本上断绝了在境外结合其他彝族土官进行反清的可能。因此尽管那德宏在雍正八年被授为慕连土舍但已经失去了对外劫掠其他民族为奴与彝族头目间相互劫掠奴隶的能力。这种奴隶来源的枯竭与其他条件相配合就不能不在这一地区开始封建化的进程。
二是社会生产力展的需要。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内的残酷剥削与对外的肆意劫掠人口财产使奴隶群众从根本上丧失了劳动的兴趣从而不能不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不前甚而造成严重的破坏。明代后期武定军民府凤氏“藉土衙之势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为盗贼劫掠以应其求尽归于土府”。这种夷民甘为盗贼劫掠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荒废。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平息窃据武定撒甸一带彝族头目常应运的反抗时仍然是在大片“荒甸”的地方用兵1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与奴隶主的对内残酷压迫、对外掠夺相比封建领主让农奴依附在土地上进行定额地租剥削社会秩序还比较安定从而有可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一定的恢复与展。自雍正年间以来武定慕莲地区农奴在领主那德宏及其后人统治下在山岭起伏、沟涧纵横、肚大口小的低洼地带修建了能够容纳山洪的坝塘并在半山与河谷地区修建大量的梯田利用坝塘积水培育秧1道光《新平县志》卷4《兵防》民国《续修新平县志》卷1o《人种》。2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3《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