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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檀萃撰辑何耀华校正：《武定凤氏本末》《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苗与灌溉稻田其中有全县最大的万德坝塘可灌溉水稻田17o多亩。与此同时当劫掠敛迹后比较安定和平的民族关系可以出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比较容易获得传播与推广。

在对外掠夺奴隶来源枯竭与社会生产力取得展的新形势下贵族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群众的直接占有难以继续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日益展。

清代中叶这种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转化或者农奴对领主封建依附关系的展可从嘉庆年间水西地区流传下来的三份彝文田契显示一斑。其中一份写明农奴阿勾巴租种土目领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顶银五十两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讲明：“今后粮清粮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阿勾巴子孙永远管业。以后如粮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随唤随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孙并无异言。”另有租与农奴阿木的两份田契主要内容基本相同1。这里既不是奴隶制的直接强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由于农奴租种了土目领主的土地因而产生了除交租粮外还有各种夫役、派款等经济外强制。如果农奴不能履行这种经济剥削与经济外强制领主的土地就要收回。这就将租种土地产生的经济剥削与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自然在继续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统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区奴隶制仍然十分活跃有的地区则保留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乾隆三十五年（177o）三月初一日贵州大定府悦服里步武（补露）土目安沙巴及孙安智将角湾子地方一块佃给一个叫不修（麻栽爷爷）的这个不修除交顶银前后共十九两银子外并写明“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隶）。官家生了一个孩子要出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另外我家该出十两零八钱银子给官家”。结合解放后在贵州威宁地区的调查这种“一代抽一个当‘直’”的关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种“人租地”每代必须交纳人租一个的关系。这又是奴隶制残余在水西地区长期得到保存的表现。

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展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除出现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直接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

清代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1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一期。土目的改流为代表。雍正以前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占有制度。云南巡抚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陈由威宁到东川彝族土司土目统治区内所目睹的情况：“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1。社会生产力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鄂尔泰在上述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6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内部的团结。乌蒙府城生了奴隶主暴乱杀害了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等人。从而迫使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土兵一万数千人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粉碎性的打击使之一蹶不振并为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直接过渡创造了一个迅展的先例。其具体措施是：军事上加强安营设汛防止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卷土重来；政治上慎选能员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贞为昭通总兵；着眼于恢复与展经济早在1727年初就6续招集垦民垦荒继而将原属土司土目现在无业的田地赏给兵丁。“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1。1731年初当“鲁甸凉山等数百寨尽平”之后又对避乱逃亡及被胁从的无论汉回彝苗“概令招抚悉予安插”于是“归而完聚者数万户”2。1731年底继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先从寻甸各州招得“习于耕稼”的农民一千户限期赶赴昭通；其次将昭通之田分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种分别授与；尤为重要的是：将“所给与兵民夷户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6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3。这种既承认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又从生产资金方面给予借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大约只经历了十多年就出现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改流前的1726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恶劳不喜耕种纵容部落不时抢劫人口掳掠牲畜贩卖为生习成惯技”4。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则是“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地气象无二”5。

在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中并非所有地区都要经过改土归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职的新平土县丞杨宗周乾隆三年因军功议叙的新平土千总邱国1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朱批谕旨》第49册。1《清世宗实录》卷96页2o、21。

2民国《昭通志稿》卷2《政典志》。

3民国《昭通志稿》卷8《艺文志》高其倬：《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4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云南昭通镇总兵官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5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孙世袭辖区四至分明保持着土司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属地方“新买者甸冈、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冈计九亩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纳秋粮四斗八升五勺”1。表明这里的地主经济已在领主制周围取得进展并对后者进行冲击。又如道光年间云南武定慕莲土舍所属练头联合群众要求在辖区内自由买卖土地。土司被迫承认允许有田户以后只交纳一份官租这就以容许地主经济展的方式破坏了领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贵州威宁龙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邻近的灼圃地区却由于土目绝嗣地产归公折价出售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主富农经济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除少数后进地区外各地彝族有着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正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积累了许多有关天文气象的知识。如在云南景东县彝族群众把长时期以来观察天象变化的经验编成许多农谚。在云南牟定县当地部分彝族老农根据春雷第一声的时间和方位能够正确地预测当年雨季开始的迟早和雨量丰欠的情况。在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采用了根据物候定农时的方法并进一步把农时与天象联系起来根据日出点和日落点的位置变化确定农时确定该种某一种作物。

在对疾病医疗方面彝族群众中间也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云南楚雄、禄劝县的《齐书苏》（意为配药方的书）贵州毕节地区的《寻药找药经》四川凉山地区的《献药供牲经》都可以说是当地彝族医疗经验的总结。许多民间医生运用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把一些动植物和矿物制成各种土药能治疗多种疾病。还有扎针、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术。并对牲畜的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一些地区医疗经验被公开宣扬宗教迷信的毕摩所禁锢未能获得健康的展。

彝族有初创于隋唐至明代已趋成熟的标音节文字明清以来各地流传不少用纸书写的彝文经典包括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以及毕摩所使用的祭经与占卜经等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各地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图章、书信、契约、借条等多系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彝族民间有丰富的文学宝藏许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绝大部分是世代传诵、并不断锤炼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曲调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山歌与传统曲调一样丰富多彩美不胜1道光《新平县志》卷2《学校》。

收。彝族民间还有各种舞蹈伴奏曲和乐器曲乐器种类不少通常以管弦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最流行的是集体性质的“跳乐”基本动作各地相去不远。凉山彝族地区还有一种宫廷舞渊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以后由彝族兹莫（土司）继承与保留下来。各彝族地区还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战舞、斗牛舞、斗鸡舞、点荞子舞、点玉米舞等。

彝族群众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区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数种而以祖先崇拜的仪式最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龙大多以树或水塘为代表。在众多神灵中已出现天神的概念但不过是人间兹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称毕摩由男性担任。通晓彝文通常父子相传少数拜师受业。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猎、出行以及遇有异象异梦等都要请毕摩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彝族民间还流行“神判”有捞油锅、漂灯草、端红铧、嚼米等数种负者须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诸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遗产由男子继承绝业归近亲所有女儿只能分得部分动产。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制。184o年以前凉山彝族妇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若干彝族地区盛行等级内婚主要是黑彝与白彝之间绝对禁止婚配。许多地区盛行收继婚多系丈夫死后续嫁夫兄弟。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数统治者有多妻的现象。

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贯彻执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许多彝族地区已逐步废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凉山地区的火葬在奴隶制度下一直继续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标志民族传统的节日其中流行甚广而又隆重举行的是火把节。四川、云南一般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贵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过密枝节。贵州和云南东北地区的某些彝族还有夏历六月过小年、冬月过大年的习惯。

第四节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时期历史展中形成的民族。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汉、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现在又投入到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的回回兵崇祯末即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之浮、马承祖三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1。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1648）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朱识■作号召转战于甘肃各地达两年之久山陕一带为之震动。

甘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朝兵科左给事中郝壁向清廷献策建议清廷趁兵威之下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阒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并且还要让回回的“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这还不够“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敉平实民与回两便之道”。1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清朝封建官吏们对回族的极端敌视。

在政策上清朝统治者没有把伊斯兰教像白莲教那样禁止采取允许存在而又多方歧视和严加防范的政策。在法律上三个以上的回回持兵器走路要罪加一等；流徙罪普通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回则不得申请；并且还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回聚居的地区；对于回回的定罪、施刑也比一般犯人重回回罪犯刺字时刺“回贼”二字以示污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先后生了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领导的两次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洗并利用新教、旧教矛盾采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2的以回制回策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清陕甘总督以这两次事件为借口在乾隆五十四年布告示禁止回民信奉新教禁止汉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抱养汉民的婴儿并禁止添造礼拜寺。苏四十三事件后清廷将苏1乾隆《番禺县志》。

1《明清史料》丙编第7册。

2《清高宗实录》卷1127。

四十三的级“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3接着清廷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到固原固原总兵移到河州（今临夏）加强了对回民聚居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控制。

甘肃回民的反抗和被镇压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官府都在奉旨盘查“余党”、“邪教”和搜查违碍书籍为此还兴起了迫害回民的两次文字狱。第一次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西安回民马中杰、马广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中在山西灵石被查获书信一包只因信内有“掌教”名目于是惊动山陕如临大敌以为又是别立邪教煽惑回民者。马中杰被解回西安由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就近审理。经再三严审掌教名目早已有之并无别情。乾隆帝下谕不得不承认“所办其属过当殊不解事”。这种压迫和挑拨在西北各地的积累和扩大成为以后回民大规模自卫抗争之政治的、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五月生了影响更大的又一次文字狱。在广西桂林查出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汉文著述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多种。敢称“实录”被认为是“僭妄”海富润被捕下狱广西巡抚朱椿一面飞咨有关各省查办一面申奏朝廷。此案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牵连众多一大批回民人家和礼拜寺被搜查弄得回民人人自危。乾隆帝知道此案又办理过严下诏说甘肃的新教是邪教已经办净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谓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但诏书又指出；这次查出的“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1。这样的上谕仍然重申了对新教的镇压默认了对宗教书籍的搜查和对回民的歧视只是担心查办过严将不胜其扰而已。诏书还提到对山东王伦和甘肃王伏林等起义的镇压有回民参加这也正是清统治者对回族兵将加以利用的一面。在清代回族中当兵吃粮和担任武将的确实不少如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冶大雄、许世亨、马建纪、江长贵等都曾任提督、总兵之类的官职后来同治年间马新贻竟坐上了两江总督和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高位。这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被利用绝不说明回族政治地位有任何提高。相反地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回族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抗清风暴。

以农为主农商工兼营清代有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3《清高宗实录》卷1135。

1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三日上谕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又逐渐呈现出一个由恢复到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文化这一时期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展和变化。

各地回族的人口在繁衍生产在展。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提供了有关陕西回民的综合情况很有代表性。毕沅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1在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回民村寨林立西部以河州、西安为中心。延伸到河西及南部清水、张家川等地也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内地河南、安徽北部及山东、河北的沿运河两岸回民散居其间。而云南在东部展了昭通、会泽、巧家在西部展了大理、保山、剑川等回回村镇。

清代前期回族农业生产的展先在垦荒事业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展上较为突出。顺治甘州事变后由河西逃往西宁府的大批回民在白塔儿（今大通）等地辟建新的村寨至乾隆时“开田立舍”已经“累至万户”。巴燕戎厅（今化隆）很多村庄是回民新设。西宁北川营回民、汉民杂居“筑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1向当地蒙古贵族领取耕牛和籽种每年交纳实物地租。在新疆哈密、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等地乾隆后期回民同汉民一起由陕甘来这里垦荒做出成绩。清代前期山东、河北回民6续到东北、内蒙垦荒和经商、开辟了新的居住区。继元明之后各地回民在农田水利事业上不断做出成绩在宁夏回民、汉民一起兴修了大清、惠农、七星、昌润等渠道汉延、唐徕等古老渠道也进行了整修和扩展。“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是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兴办黄河水利并同“河崩沙压”等自然条件作顽强斗争和辛勤劳动换来的。云南经过元明数百年的经营回民多占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在新兴（今玉溪）水利灌溉条件好可以引水上行回民居住之处“田地最饶赤旱不荒”2.峨县（今峨山）汉民同河西县回民联合兴修水利仅河西县就有数千亩回民良田受益体现了回汉团结的情谊。在河南回民较多的开封地区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河南及安徽两省五府二十三州县都遭淹没开封被洪水围困八个月全城回、汉族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府束手无策。在一次险情万分紧迫时有回民夫役七百余名和四街商民“赴工效力不领价值踊1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1乾隆《西宁府新志》。

2张泓：《滇南新语》。

跃争先大呼奋激始能抢筑妥协”1为了抢险护城不少回民把自己家中棉衣、棉被甚至把家中和清真寺房上的砖石拆来修堵抢险中有十几名回族青年献出生命。清河南巡抚牛鉴也深受感动奏请朝廷利用河工料物重修了清真东大寺并赐以“护国清真”匾额以示尊崇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回、汉族人民同舟共济与自然搏斗的共同命运。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回民在展中也表露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勤苦耐劳的回族农民可以达到生产展生活富裕家给人足。道光八年（1828）回族学者蒋湘南在《西征述》中称：“宁夏水利、盐池、壤沃人满远近郊村林緉联络不与江淮”这是宁夏川区回、汉族农民惨淡经营下的富裕景象。在关中道光初渭南有三千户回民他们“地处肥饶尚属安业”2。云南回族在“嘉道间最称富庶”3。永昌膏腴之地多为回民所有；新兴回民并不多但“世居坝头固得形势因而富贵沿为”4。占有膏腴土地的回民毕竟只在少数地区。多数是占有山地、沙地、河边地、盐碱地回民聚居的甘肃东部六盘山区（今属宁夏）、河北沧州、盐山地区都属于这样的贫瘠之乡。但尽管自然条件恶劣回族人民也能适应环境勤奋进取根据不同环境开展多种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回族农村经济也不例外但是回族农业经营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依赖于农耕不单纯依赖于生产粮食。回族农民善于搞多种经营注意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表现出一种勤奋、进取的活力。各地农村回民因地制宜展经济作物兼营畜牧业、运输业或者手工业、商业者颇为普遍。在大荔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回民根据沙地特点“树而不田”1“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这里“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沙苑的西瓜更为著名乾隆时大荔郡守张奎祥有《苏村瓜》诗：“苏村瓜、大如斗一瓜粟数升十瓜钱盈缶。亩可数百及千瓜胜种麦豆葱与韭”3。回族农民就是这样因地制宜经营经济作物使农产品商品化为展商品生产作出贡献。内地及云南回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河南清化镇（今博爱）是回民聚居的村镇这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篠垂阴旅游忘倦”4。棉花种植业和棉布业在不少城乡回族1光绪《祥符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腾越杜乱纪实》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4《瑞记书稿摘要》第十三本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1道光《大荔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乾隆《大荔县志》。

4嘉庆《豫乘识小录》。

中兴起。河南孟县“桑坡村为回民聚居之所”孟县由于负山滨河人多地狭“通邑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5“取给于纺织棉布之值是以傭而代租”6。当时“孟布”驰名远近“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厘市填咽诸业毕兴故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这已经出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范畴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相当高并为社会人口提供广泛而多样的生活门路。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革。各地回族农村不仅适应这一变革而且往往走在这一变革的前列。云南回族农村就是走在变革前列而著称的一批富裕农村。腾越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1。楚雄府广通县罗川地方“土沃回多”“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屡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2。从回民、汉民生产对比上也可以看出回民擅长经营的特点。咸丰初一个监察御史向清廷反映云南“幅员辽阔汉回杂处”“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3。云南的情况在各地回民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善于多种经营和展商品经济是各地城乡回民经济的特点其中“马贩、屠宰”又是回民主要的普遍的经营行业这又是一大特点。以回民聚居的西宁府为例这里“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经营手艺多出回民”4。“马贩、屠宰”涉及项目繁多的系列行业“马贩”包括畜牧业养马（驴、骡、驼）、贩马；包括运输业长途、短途的贩运（马帮、驼帮、大车、脚户等）。不仅西宁和西北这样内地、云南也这样。“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5有的地方志讲到回民“多畜驴之家以赶脚为业”6或者“车夫、骡夫半多回民”7。云南不少地方回民也是“资生每仗骡马利”1或者“皆以赶马、贩油盐米炭为业”2。“屠宰”也涉及畜牧业饲养和贩卖牛羊、屠宰牛羊和贩卖牛羊肉（展到鸡鸭禽类）。饮食业（各类清真食品）、乳品业；制革业（各类牛羊皮衣、皮货、马鞍、缰5乾隆《孟县志》。

6道光《河北采风录》。

1《腾越杜乱纪实》。

2《他郎南安争矿记》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一册。

3《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一。

4乾隆《西宁府新志》。

5《清穆宗实录》卷35。

6乾隆《镇安县志》。

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2。

1嘉庆《异族图说·邓邑（邓川）风俗图》。

2《他郎南安争矿记》。

绳、车具等）。毛织业（绒、褐、毡、毯之类）；制皂、制烛业（牛油为原料）、牛骨业等等。各地城乡回民以屠宰和织绒褐、制皮货为业者极为普遍。宁夏回民就多以屠牛为业3东北、内地也大体这样。

除了马贩、屠宰之外、制香、制药、珠宝、玉石等也是回族经营的传统行业。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回族商人也占有相当势力以茶叶来说当时有东柜、西柜两大茶叶贸易集团东柜是山西茶商西柜全是陕甘回族茶商在对蒙、藏地区和新疆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回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北的金砂、云南的铜矿、银矿也都有回回矿丁从事开采和冶炼动辄万人出现了不少采冶有术的矿师和家财巨万的矿主。

清代前期继续闭关锁国而回族商人却在沿边地区积极开展同邻国的贸易从东北、外蒙、新疆到云南回族商人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资源和商品同邻国交易不仅自身致富也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在东北黑龙江一带贩牛者多是山东回民他们出入俄境以菜牛向俄商换取金砂双方都可获大利。在外蒙恰克图雍正初正式开市作为中俄贸易场所中方由山西商人独占外省籍商人不能涉足只有一家西宁回民在恰克图贩卖大黄“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弗能售也”。在云南回族商人同缅甸、泰国等邻国的贸易交往更为频繁主要经营玉石、宝石、棉花等项缅棉由腾越贩运至弥渡获利甚大。在缅甸、泰国不少城市还有一批云南回族座商。

回族商人在各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内地同边疆之间以及同邻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族商业资本的活跃在封建社会后期起着破坏自然经济的积极作用。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和大规模的矿产采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的历史前提。然而根深蒂固的维护封建经济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各级封建官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回族的歧视、压迫使得回民正常的贸易经营受到极大的禁锢并屡遭摧残。道、咸以后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西北、云南城乡回民竟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的命运。

文化在文化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严酷统治的环境中清代回族文化上的成就不甚显著。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元明数百年的接触和较量到清初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在不同地区这种结合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回民较少的地区读书、科举从而接受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回民中较为普遍。清嘉庆十三年（18o8）续修的泉州回族《郭氏族谱》把这种现象叫做“回而兼儒”并以包括李卓3乾隆《宁夏府志》。

吾在内的元明以来的回族学者为例说明“回而兼儒”有两种情况一是“或回而兼吾儒之道”即回族人兼习儒学；一是“或从儒而存乎回之教”是指以儒为主但还没有完全丢掉回回的民族意识。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的回回中愈来愈占上风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地趋于淡薄。明清以来这些地区还出现了不少回族科举世家如福建福州萨氏、泉州丁氏、郭氏、李氏云南保山闪氏、元江马氏等等。清代回族在文学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批人也都成长在这一地区如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丁澎原是泉州丁姓回回后裔是清初著名诗人与弟弟景鸿、荣皆有诗名号称“三丁”。江苏溧阳马世俊书画都有名著有《匡庵集》。著名画家改琦江苏华亭回回擅长于人物画特别是画仕女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艳雅致又擅词颇受推崇著有《玉壶山房集》。河南固始回族学者蒋湘南著述丰富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集》及《全陕通志》等七部志书对农田、兵法、钱谷、宗教、禁烟等都有论述。在云南有昆明人孙鹏著《少华集》、《锦川集》、《松韶集》；大理人沙琛著《点苍山人诗钞》。在西北回民聚居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回民中的影响要浓郁深厚得多“其习教护群之念则牢不可破”1。文学艺术上却甚少名家。在民间至少在清代正是回民聚居的河州地区成为别具色香的民歌“花儿”的故乡回族人民为培灌这支极富魅力的艺术花朵倾注了汗水和智慧。西北回族在民间剪纸、刺绣、雕刻等艺术方面包括清真食品制作方面也都有创造和颇具特色。由于经商等原因河州回民去西藏者颇多其中有民间艺人乾隆年间在拉萨结合藏族民歌音调创造出一种称作“囊玛”的民间歌舞艺术。经专家考证“囊玛”一词系由阿拉伯语“纳赫玛”演变而来意为“歌曲”1。“囊玛”可以说是以藏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吸收了汉、回民族音乐文化而形成的一朵奇葩。

在西北回民也有读书习文者但并不普遍。封建官府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特意在回民聚居的城乡设立一些回民义学、回民社学用以“化导”回民。比如兰州雍正初年就在南梢门设养正义学乾隆五十年即在镇压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之后将“南梢门义学改为回民义学又添置海家滩回民义学仍五处每岁馆师修金在兰州道署支”2。甘肃狄道州回民当时曾被誉为“素称知礼”也“知教子读书”3。在陕西渭南嘉庆时在回民聚居的“仓渡兰家、仓渡马家、乜家滩、马家滩、双井禹家、七岔口李家、铁李家、乔店马家、杜化镇、舍家寨共设义学十处专为化导回民”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回族项第1674号同治元年九月二日《恩麟奏片》。1至今拉萨街头囊玛艺人据说仍多回族。此事曾请教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糜若如同志特致谢。2道光《皋兰县续志》。

3道光《兰州府志》引《狄道州续志》。

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

在咸宁县（今属西安）渭水之滨有九个村子的沙河回民也是“设条教立义塾涵濡既久蒸蒸乎响化焉”5。但是像这样教子读书、涵濡响化的并不是多数。当时在回族中曾广为流传着“多读书即远教之由”6和“官到二品即反教”等说法对于回而兼儒和疏远教门的现象流露出担心乾隆时西宁府回民就是“多习回经而不读书”7这在西北回民当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读书”是对清廷“化导回民”的民族同化政策的抵制而这种消极抵制势必助长回民群众的长时期愚昧落后“多习回经”又势必要求助于宗教教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文化对回民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回民中开始兴办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传习伊斯兰教功课培养宗教人材的一种教育。

与经堂教育兴办的同时明末清初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开展了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这是回族宗教学者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和维护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从事的一项有系统的意识形态工作。6续问世的汉文译著主要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金天柱的《清真释疑》还有云南先是马注的《清真指南》、后是马复初的一批译著。译著活动中回族宗教学者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存异力求调和的态度。

明末清初在回民聚居的甘肃河州、狄道一带出现一种称做“门宦”的伊斯兰教派别形式这是国外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与我国西北回族地区封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封建特权制度。门宦是沿袭“道门”、“宦门”而言标明宗教头人的高门世家。原来城乡回民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围寺而居形成教坊教坊既是宗教组织又是回族社会的基层。随着经济展清真寺和教长的天课收入相应增加在天课转化为土地、地租的过程中原来的教坊范围被突破教长由聘请变成世袭教长也渐渐成了地主教长甚至大地主教长。

明末到清代西北回族地区先后形成大小门宦三十多个在基本信仰上并无不同只是在教规和宗教仪式上标新立异争立门户。有的门宦、教派主要受国外阿拉伯地区神秘主义思潮影响信奉宗教奇迹崇拜教主教主被认为是真主在人间的代表；有的门宦、教派又受国内儒家乃至佛、道诸家的影响实行出家、修道、坐静等项功课。

门宦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各不同门宦、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流血斗争不5嘉庆《咸宁县志》。

6米万济：《教款微论》。

7乾隆《西宁府新志》。

仅严重影响回族内部的团结便于清统治者的分化、利用和屠杀甚至教派斗争有时会伤害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给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节维吾尔族统一回部“维吾尔”这一族名是维吾尔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是“联合”或“协助”的意思。在汉文史籍中对“维吾尔”这一族名有多种写法清代写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回人”等。

清初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蒙古人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继续统治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哈密、吐鲁番曾向清政府朝贡归附清。顺治十二年（1655）叶尔羌汗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都喇汗恢复了与清的关系。康熙十七年（1678）叶尔羌汗国被准噶尔汗国（蒙古人建立）噶尔丹率领的十二万骑兵所征服从此维吾尔地区与清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准噶尔贵族对维吾尔族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他们委任维吾尔族的大封建主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将维吾尔族人民作为“阿拉巴图”（奴仆）岁纳赋税任意驱使1。他们每年向维吾尔族征收大量的贡赋其种类繁多皆有定额。如对叶尔羌一地每年缴纳贡赋十万“腾格”（一“腾格”值银一两）。这是将维吾尔族人民应缴纳的白米、米、棉花等实物、各种劳役以及酒肆、园林、碾磨、金银、贸易、缎布、牲口等税全部折成现钱来计算2。但是实际征收的贡赋远远出了规定的数额。据记载：“回地当准噶尔横肆之时闻于积成之后辄遣人向回城征收赋税。每回男一人谓之一户。每户于八栅尔（集市每七日一市）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狲皮一张。通年计算逐次索取。所种米谷菽麦眼同收刈先与平分而后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征粮税。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3准噶尔贵族除了向维吾尔族人民大肆勒索外还强迫他们迁居伊犁耕田种地服劳役充当农奴。

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彻底摧毁了准噶尔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才从准噶尔七十多年统治的桎梏下挣脱出来。

乾隆二十二年（1757）维吾尔上层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将清政府派去做“招服”工作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兵丁百人杀害霍集占自称“巴图尔汗”正式树起了叛清割据的旗帜4。

霍集占建立的“巴图尔汗国”代表了宗教大僧侣和大封建主的利益1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6：《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第1页。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7。

3《西域闻见录》卷7第28页。

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9、49。

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乌什、阿克苏等地的大封建主因自身的利益也不支持霍集占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三年（1758）夏清廷出兵平叛派遣大军讨伐大小和卓。

经过了“黑水营”激战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摧毁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中心。大小和卓携眷属及旧仆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领捕杀将小和卓的级献给清军1。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哈密的领玉素卜主动参加平叛吐鲁番领额敏和卓任参赞大臣直接参加了清军作战。库车领鄂对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其家族惨遭杀害他积极向清军献策使清军在和阗、库车狠狠地打击了叛军2。

清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两次叛乱的战争是消除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既适应了当时维护统一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地区的农奴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展大小封建领主占有数量不等的农奴和世袭领地大的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往往过十万亩农奴数以千计。如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占有土地十万四千余亩农奴一千六百余户3。农奴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一小块份地终年为封建领主服劳役称为“燕齐”。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出卖或者随同封建领主一道迁徙。

为了维护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为政治制度的伯克制度起了保证的作用。“伯克”是突厥语的音译有“王”、“领”、“统治者”、“头目”、“官吏”以及“老爷”、“先生”等多种意思。伯克的名目繁多有三十多种。伯克都有一定数额的亲随或家仆为其服役。他们的土地全靠征派无偿劳役来耕种。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摊派钱无定数。他们还把持水利囤粮贵卖、私用肉刑、妄杀人命、奸占妇女等等无恶不作。

清廷在平息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以后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在伊犁惠远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将军下设都统于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其他地方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

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也作了改革。变革后的地方制度基本上有州县制、札萨克制和伯克制三种。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虽然保留了原来的伯克制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度改为任用定以三至七品的品级还1魏源：《圣武记》卷4。

2《回疆通志》卷2、4、5。

3《新疆识略》卷3。

限制了伯克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数额分散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兴办屯田举办商业、鼓励贸易降低赋税等。这些措施使新疆各族人口增加促进了农牧业的展。一些经济贸易中心也随着出现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1。旧的经济贸易中心如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也是“货如雾拥”、“货若云屯”。2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展但是广大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伯克们的某些权力虽被限制和削弱但又给他们加上了品级使之法律化。劳动人民承受着官吏和伯克们的双重压迫加深了维吾尔族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奋起反抗清政府和怕克的统治。

乾隆三十年（1765）春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暴虐统治的起义在乌什爆。他们先杀死残暴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全家接着放火焚烧衙署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等被迫自杀。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讯后赶来镇压滥施枪炮。乌什全城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守城将卞塔海打败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清政府调集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的兵力前来镇压也都被起义军打败。起义也波及到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地。清廷再派阿桂前往镇压并加强火力攻城。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乌什城内粮食已尽起义军几次突围未能成功领赖和木图拉也中箭身亡。这样坚持斗争了半年之久至八月十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的主要人物四十二人被捕十五日献给清军清军才进入了乌什城。清军入城后对起义的群众进行了大肆屠杀并将乌什城内留下的数千人分批遣往伊犁或解到内地赏给官员为奴1。

平定张格尔叛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之乱”

嘉庆二十五年（182o）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纠集数百人乘机从浩罕返回骚扰边卡烧杀抢掠但因兵少败回。道光四年（1824）秋到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纠集数百人前来骚掠边卡。道光六年张格尔又纠集五百余安集安延人以参拜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坟墓为名秘密潜入阿图什煽动当地伊斯兰教“白山派”教徒动武装叛乱。维吾尔族人民在蒙骗下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叛乱叛军兵分两股攻打喀什噶尔、叶尔羌。张格尔又答应浩罕割让喀什噶尔和平分财物得到了浩罕的万余援兵。接着喀什噶尔被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也相继落入叛军之手。

1《西域闻见录》卷1第8页。

2《西域闻见录》卷2第17、21页。

1《清高宗实录》卷73o—745；《回疆通志》卷12；《东华录》（乾隆朝）卷6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2。

张格尔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即纵容其部下肆意烧杀抢掠并大兴土木强征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索取金银、马匹等财物及妇女贪淫暴虐无所不用其极。

道光六年（1826）秋清政府调集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兵三万六千余名会集于阿克苏开始进剿张格尔叛匪在浑巴什河打败叛军奠定了收复南疆的基础。七年三、四月间清军相继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八年初张格尔再次潜入阿图什但由于维吾尔族人民的奋力抵抗和清军的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自杀未遂被清军活捉。同年五月将张格尔解运北京处死。1清军在平叛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支持。受蒙骗的一部分维吾尔族人也很快觉醒反戈一击。

道光二十年（184o）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处祖国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遭受到新的灾难。英、俄两国通过毗邻新疆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蚕食和强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向新疆输入鸦片毒害新疆各族人民。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184o年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几次截获的鸦片就达二十多万两。2鸦片的毒害遍及天山南北清政府想方设法未能禁绝。毗邻新疆的浩罕汗国这时也遭到沙俄的入侵内部动荡为了摆脱困境又重新支持和卓后裔入卡滋事动叛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都给维吾尔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以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即卡塔条勒或写作加他汉玉素普之子）和倭里罕（巴布顶之子）为的七和卓从浩罕起兵纠集了约一千名精壮骑兵先击败了驻守明约洛卡的百余名清军动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他们胁迫沿途维吾尔族参加叛乱直抵喀什噶尔城下。当时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虽有三千但不敢出击只得坐守待援。居住在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商人那墨特（即诺麦德罕或奈迈提）等人则为内应开城门把和卓们放了进去。1接着七和卓叛军一方面猛攻喀什噶尔汉城一方面分兵进攻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气焰十分嚣张。清皇朝为了避免事态蔓延派奕山为参赞大臣带兵由伊犁越冰岭出兵进剿。十月奕山从叶尔羌向英吉沙尔进军行至科科热依瓦特地方与叛军激战一日三战以少胜多大败叛军。清军乘胜前进解了英吉沙尔城的重围向喀什噶尔进援。叛军闻风丧胆“尽数逃散出卡”遂解了喀什噶尔汉城1《圣武记》卷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2、12、63；《那文毅公奏议》卷78、8o。2《清宣宗实录》卷33o—332。

1《东华录》（道光朝）卷56；《清史稿》卷19；[俄]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o—131页。

重围收复了回城2。“七和卓之乱”从八月到十月前后虽仅三个月却使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烧杀抢掠和四处逃亡之苦。

此后和卓们又连续不断地叛乱倭里罕等多次窜入喀什噶尔、乌什等处卡伦和村庄烧毁房屋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咸丰七年（1857年）倭里罕带领叛军窜犯喀什噶尔“盘踞喀什噶尔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带放火烧毁回城南门裹胁回民势极猖獗。”并窜踞英吉沙尔回城。巴楚、叶尔羌等地也受到叛军骚扰3。

倭里罕叛乱初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对被其占领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他不仅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而且使用宗教手段迫害人民。“妇女不戴盖头不得上街不准结辫所有男性居民从六岁起必须缠头巾一天要到清真寺去祷告五次对于这一切倭里罕表现得异常残忍。没有哪一天不处决几十个人他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亲手砍下被指控者的头而犯过失者是不乏其人的。在君主面前动作笨拙、言词不妥、打呵欠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招致死刑”1。倭里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满他们不愿再受其欺压拒绝承认其政权对清军则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一年七月清军先后从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调集了官兵七千多人进剿叛军。在叶尔羌与叛军激战取得了胜利继续向英吉沙尔进经过大桥和柳树泉大战很快收复了英吉沙尔回城并解了汉城一百余日的重围。接着清军向喀什噶尔进剿叛军“闻风逃散”喀什噶尔回城收复。倭里罕见大势已去即逃出卡外但仍不断骚扰清军再派兵追剿。倭里罕裹胁了一万五千多人带着抢掠的财物逃往浩罕2。倭里罕叛乱经过了四个月遂告平息。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和卓后代多次作战之苦又受到清统治者和本民族贵族压迫剥削之害“生计本少加以科敛愈不聊生”3。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同治四年（1865）春以后在天山南北相继出现了五个互不相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在库车热西丁和卓自称“汗和卓”（汉文史书误译为黄和卓）形成了西至阿克苏、乌什、东至吐鲁番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回族妥明（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其势力也扩张至吐鲁番一带。在伊犁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割据一方。在喀什噶尔先是由白山派头目托合提2《清宣宗实录》卷446、448。

3《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5、11。

1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135—136页。

2《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7；《喀什噶尔》。

3《清宣宗实录》卷425。

马木提艾来姆称王不久柯尔克孜封建主思的克攻占了喀什自己登上王位。在和阗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也自称“帕夏”（皇帝）占地为王。

以思的克为的喀什噶尔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竟奴颜卑膝地向浩罕求援。于是浩罕的军队领派遣阿古柏和大和卓波罗泥都之曾孙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于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侵入中国境内。

同治六年（1867）南疆地区全部为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书上的“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对其政权历史上称为“哲德莎尔”意即“七城”。同治九年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和以北的部分地区就完全处在了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之下。

阿古柏在新疆的侵略活动与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正式派遣了茀赛斯组成的有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向阿古柏赠送了枪枝、小炮等武器。同治十三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即《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条给予了英国在商业、居住等方面的特权。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后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同治十一年阿古柏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沙皇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得到了在南疆进行商业贸易的特权1。阿古柏又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土地被大量集中起来分封给爪牙；各级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劳动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强征无偿劳役。阿古柏的税收没有成文规定种类繁多。

阿古柏还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头目笼络、收买扩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产新建礼拜寺、麻扎、宗教学校又推行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的规定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官（长孜）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以至处死劳动人民恢复了“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1。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1《阿古柏伯克传》第1o、11章。

1《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o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1。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展1。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展到邮政宣统元年（19o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19o6）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1据《新疆图志》卷73至卷78统计。

1《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第六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1。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1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卷第6—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o）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1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索伦部地区。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1。

在1655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