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哥栽在自己的歧路上（1/2）

我哥宋东利习了点儿武，和我二姐一样从小自视武艺高强，总想着发扬和传承武术精神，却并不喜欢将脑筋往学习上用一点，勉强上到初中，毕业后，无论我妈货郎子怎样打骂，都没有让他去到家里相中的职业高中电钳班就读，而是异常潇洒自由自在地踏入了社会，在矿上招工挂号上班。

为了不被分配在井下工作，我妈逼着我爸带着具体我不知道都有什么的礼物，托人给办到了地面机电厂工作。几年后，矿上要保送一批工人到市工学院进修培训，为期两年，毕业合格后直接按照干部重新分配。我妈又逼着我爸带着一些礼物，托人给我哥要来了名额。

于是，我哥宋东利每天骑着家里花4000多块钱给买的幸福牌红色大摩托车，风风光光地在技师学院入学学习。

第一学期，总体还给单位和家里拿回了满意的成绩，结业的五个科目均在及格以上。

然而第二个学期，他就被除名了。

原因是帮助同学打架被治安拘留，那是我哥人生第一次“进局子”。拘留了十五天，任凭我爸妈怎么托人，都没有成功把宋东利捞出来，他们运作的最大成果就是我哥在拘留所里呆得比较自在，没有遭到体罚或者同室嫌犯的打骂。

被退回单位后，我哥也正正经经上了几年班，在厂里的大修车间成了技术骨干。

因为他从小就对一些铁器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家里的小马蹄表和我爸的自行车一类的，都被他偷摸拆卸过，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在机械方面的独特天赋，胡同里的小孩子们大都得到过他用自行车链子给制作的鸟枪、用铁线弯制的弹弓、用钎杆磨制的冰钏、冰爬犁等等铁质玩具。对于单位里的各种设备器材和元件，他总是能比别人更先琢磨出维修维护技法。娴熟的技术不但让他毫无争议地提升为班长，而且给他时不时往家倒腾一些废旧材料配件翻新后到我二姐商店以二手价出售带来了很大便利。

尝到卖东西甜头的宋东利，后来在九十年代初全民下海经商大潮的推动下，干脆办了停薪留职，全心开起了工矿企业设备商店，做起了经销商，光明正大地挣起了钱，用他的话说，是挣起了共产党的钱。因为他面向的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厂矿，大多以竞标的方式成为供应商，将设备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推给企业。达成这样的结果只需拿出足够多的回扣，就可以搞定。

据我哥说，他成功攻下了临近的东山市一个企业主管采购的大领导，自己从中获利颇丰。这个领导的贪腐及奢靡程度令人咂舌，依靠供应商的回扣和行贿等不法收入，花巨资在省城五星级酒店包下总统套房长期居住。

“他常年不在单位上班，遥控指挥工作，有些会议召集下属到省城总统套房开。这名领导最大的爱好就是让供应商陪他打麻将。只要他想玩，供应商们无论在哪个城市，不管你是坐飞机还是赶火车，必须随叫随到。每次陪他玩，这些老板都要带着巨额资金来，并且，只能输，赢他他就摔牌翻脸，然后供应商的供货资格就有可能随之取消。一场输赢几万的牌局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我哥在一次酒后这样跟我说。

而我哥，就是靠着投其所好，成功搭上了这位财神，并从中捞到了大实惠。具体说来，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也间接享受到了这些实惠所带来的丰厚利益。

对于这位神秘的领导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哥自有一番托词，他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我爸早发现我哥宋东利的发财之道有些“陡”，曾经不止一次劝诫他，要悠着点儿，不能干违法的事儿。我哥总是不以为然。

“没事儿，你不是也没少挣钱吗爸！”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挣钱，你这是搞钱啊小子！ ”

“放心吧爸，我这都是跟着领导干呢！”

我爸很早就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后到个人承包的小煤矿工作，凭借自己丰富的井下采煤经验，在当时也一度是各个矿主争相聘请的炙手可热之人，作为管理人员或者合伙人，往往能得到非常高额的薪水或分红。所以，实事求是说，我父亲所挣的钱，每一分都是完全合法且问心无愧的。

作为一名全凭本事挣钱的老党员，我父亲发现了我哥的钱来的太快且不合情理，他称之为“陡”，总感觉我哥堆起来的钱，有些岌岌可危。

父亲的担心是正确的。

1999年年末，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澳门回归前的喜悦和激动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沉浸在全球范围内盛传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的恐怖担忧中。

然而令人惶恐不安的世界末日没来到，我哥风光无限好日子的末日先到了。

他终于栽在自己所走的歧路上。

我哥依附的那位财神落马了，并且牵出了多位涉案的供应商，其中包括宋东利。好在比起其他人，宋东利的行贿数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在办案人员谈话期间，能认真对待，积极交代问题，符合自首情节，在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后，免于起诉，但交了相当数额的罚金。

后来我哥从其他供应商的口中得知，“财神”根本没看上我哥行贿给他的那点小钱儿，能保持与我哥的来往，是因为看上了我哥这小子有“灵气”但没有“贼气”，说白了就是比较“傻”，必要时可以充分利用的人。

这对我哥来说，未免有些耻辱了，因为他曾经吹过的牛摆过的谱，通通被这个“傻气”的定位打得稀碎，原来自己被当成了小丑还不自知。

不过我哥凭借自己天生乐观的本性，很快就将这种郁闷抵消在把自己人生第二次“进局子”的见闻感受与人分享的快感上了。

他被送进看守所时，正赶上十二月初的深冬时节，在公安机关拘审之前，允许他最后一次联络家人。那天晚上九点，他给我打了电话，告知两件事：一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进看守所了，我要以家属的身份负责去公安机关办理相关事宜；二是这件事不要告诉我嫂子和我妈。

在他二十岁第一次被拘留时，我还小，在上学，家里的事情都由我父母进行操办，而我除了感受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凝重以外，父母并没有让我对哥哥被拘留有太多的了解。

这次我接到他声音低沉而紧张地打过来的电话时，说实在的，我出现了一瞬间的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要自己承担我家里的重大责任。我脑袋里瞬间交替着他在看守所里的狼狈不堪和曾经的不可一世之间的反复对比。

东山市距离我们有300多公里，我连夜把单位的客货车借出来，自己驱车往东山走，试图能在我哥进看守所之前见到他。但是当我赶到公安局刑侦科时，只见到了他的衣物以及手机、钥匙、钱包等物品。办案人员告诉我，他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被押送至东山市第二看守所。

“这是他的物品，你清点一下签个字。”

“为什么要把他的外衣裤脱下？”我见到了我哥的凯撒毛领皮夹克外套和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