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哥栽在自己的歧路上（2/2）

“进去必须穿号服。”

办案人员生冷地说。

“要押多久？”

“不知道，具体得看案件进展情况。”

办案人员一边翻动着让我签字的纸张，一边继续说：

“明天正赶上二看探视时间，你可以给他送些行李，存点儿钱。”

“我能见到他吗？”

“看守所羁押期间严禁探视。”

看他的态度也是懒得跟我多解释，我就简单问了二看的地址，拿起我哥的物品离开了那里，开车一路打听到了二看附近，找个宾馆临时住下。

几乎一宿没睡，终于熬到天亮，我早早地出来步行到看守所门外，与陆续赶来的其他家属打探着这里的规矩。

八点半钟，一个警察从里面走出来准时打开了大门，同时有人从里面推开了大门旁边的看守所接待室的门，聚集在大门外的几十号家属蜂拥而入，冲进接待室。

准确地说这里是一个小卖部。一圈柜台，分别出售在押人员需用的生活用品。因为禁止外部用品进入监舍，所以家属们都是空手而来，然后在这里匆忙地挑选东西。

只有一上午的开放时间，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我被人流推挤着先在各个柜台前看了一遍，然后买了一套被褥、一套秋衣裤，一双棉鞋，一个帽子、一双手套以及一大包的食物，但凡接待室便利店里卖的东西，我差不多买了个遍。

在等待过程中通过与家属聊天，我知道可以往里面传纸条。夹在物品里，请警察避过监控摄像头就能送进去。于是我从车里找到一个笔记本撕下一条纸，简单给我哥写了几句话，一方面告诉他，我在外面，暗示他会尽力捞他出去，另一方面，要他务必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争取宽大处理。写完折好塞在衣物包袱里面的最上层，把写有宋东利名字的纸条用曲别针别在包袱外面，来到羁押监舍楼，交给门卫警察。

在警察接包袱的时候，我在下面顺手把叠好的一张100元现金触到警察手里，小声说了一句，“这100块钱给您自己买点儿烟抽。”

这是我一早上听别的家属传授的。

那个跟我哥年龄差不多大的警察很自如地用手指夹走了钱，随手把包袱放在了门卫室的外窗台上，然后低声说，在这等着吧。

我所站的监舍大楼，只有进门的门卫方厅处是自由通向外面的，其余都是用敦实的铁栅栏封闭着，包括门卫室的窗户，都嵌着铁栅栏，不过现在窗户上留出的小栅栏门是敞开的。

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从铁栅栏里面的走廊走来一个年轻一些的警察，进到门卫室，从窗口拿走了我哥的包袱，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名字，又走进了铁栅栏里面的走廊深处。

我和其他等待的家属们心照不宣地站在栅栏外面的门厅中，焦急地接连抽了几根烟。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包括手指自如的警察。

大家都知道站在这里一举一动、一声一响都在法眼之下，既然每个人都做了律法禁止的小动作，必定要有所敬畏。

又过了一阵，那个年轻警察从走廊深处走了出来，进到门卫室里面，从兜里掏出一小打纸条，趴在里面的窗台上，挨个念在押人的名字。

在他喊“宋东利”的一刻，我的心放佛被人攥了一下，一股气流从心口一下子冲到嗓子眼下边，我急切地盼望着看到我哥的回复。

我接过了宋东利的纸条，是我送进去的那个，他在背面写了回复，七个字：“给我买好烟——宋东利”。

拿着这张有手心大小的纸条，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觉又失落又心疼。我期望着由这张纸片传递出我哥的内心想法和事件因由，以及监舍里的居住环境、伙食状况、监友情况等等，希望由此推断了解他在里面心理和身体两方面的状况。

但是，我只感受到了我哥的烟瘾。

我走到手指警察身边，小声问他，可不可以再帮我给宋东利送进去一条烟。

警察严肃又不屑地说：“不可能，里面不让吸烟。”

我转头看了一眼铁栅栏里面长长的走廊，深吸了一口气，无奈地攥着我哥的字条，走出了监舍。

到了大门外，我站住脚，试图找到之前告诉我很多内幕的那个家属，再跟他打探一下，怎么样能把烟送进去，但是没有见到他。

据他说，嫌疑人进去之后必须先挨揍的，被所谓的“大马牙子”及其手下揍，打服就成为最弱的那个，处处受欺侮，不服的继续打。但是新人打赢的概率很低，一般比较好的结果是打了平手，然后与大马牙子互不干涉，谁也不招惹谁。而警察对此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常有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甚至在他上次来的时候，也就是一周之前，遇到拉走一个人，应该是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在监舍里被大马牙子指使长期受欺凌的，而且这种现象每年都有发生。

本来我从电影电视中看到过港台或者欧美片里面，狱舍中经常发生打斗，情节触目惊心，现在自己的亲人可能要遭遇同样的境遇，我不免更加担心起来，无暇再顾及我哥抽烟的愿望，赶紧拿出手机给我的大学同学丁玉臣打了电话。